中国美学与中华民族的当代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以"内在超越"为特殊内涵.而对当代社会所带来的精神生态的蜕变,中国传统美学在中华民族的当代发展中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影响着法治中国的实现.当下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层面的正当性与规范层面的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民间社会团体合法性危机,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要求,确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     

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视阈中“以德治国”理念的意蕴

"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曾一度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阵阵波澜,各种争论也随之此起彼伏.而将其置于当代西方伦理学演变视野中加以考察时,一种全新的视角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宽广视域下我们将从另一个侧面窥视到"以德治国"理念所透射出来的亮光.同时,对当代西方伦理学自身所经历的深刻演变的考察,也将会给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突现出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予以启发.     

论国家主权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新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国家主权问题正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中论争激烈的一个重大问题之一.针对西方国家所宣扬的"国家主权过时论",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实质,阐明了国家主权在当代国际环境下的新发展并提出了对其基本看法.     

论企业管理伦理构建的主要问题

在当代社会,企业经营管理所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是"人"、"欲"、"权"的生态协调问题,"人"、"欲"、"权"展开了当代企业管理的三个维度: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实践.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当代企业管理伦理探讨的整体视野:管理方向的选择是对管理思想(即管理的伦理理想、伦理尺度、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的定位;管理模式的确立表征为管理制度的建立,管理制度的内在支撑是管理伦理理想,所追求的目标是伦理价值实现,其根本原则是道德原则,其形式规范定位则表征为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管理实践是法治与德治,其现实目标是人权维护、权利保障和权力监约,首要前提是法治与德治必须合普遍平等的自然法则与合普遍人性要求.     

当代西北穆斯林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从“西部大开发”的相关影响及评估谈起

"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给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更是西北穆斯林各民族在当代中国获得新发展的突破点.在此背景下,作者以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特点,从穆斯林传统的封闭社会经济、门宦宗教制度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论证和评估"西部大开发"中穆斯林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及对现代化的适应过程,探求落实"西部大开发"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途径.     

当代社会与互惠、双赢原则下的买卖婚俗——试析正宁婚俗中的“彩礼”问题

买卖婚俗是人所垢病的,在当代很多农村地区,"彩礼"数额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但对这种习俗所产生的婚姻中男女双方的情感和生存状态,并不一定要持批判态度,反思是更为迫切的。文章以正宁的买卖婚姻为个案,分析其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及其对几代人的影响。     

论女性小说的"逃离"意识

"逃离"是当代女性小说的主题之一.它不仅被写成觉悟了的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的宿命,更是当代女性作家们对现实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写作姿态,在"解构--建构"的过程中,她们寻觅和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平衡-兼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且还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过程.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背后隐藏的是基本价值的危机,即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失衡.为了寻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以天人同源、师法自然、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为核心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

儒家传统伦理的内涵完全与社会合为一体,在对其基本范畴"仁、义、礼、智、信"进行诠释的基础上,指出把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中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和谐"与"和谐社会"

人们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谈论"和谐"与"和谐社会"问题.但是,以西方哲学为视野,对西方哲学中的"和谐"定义、诉求、"和谐社会"的黄金规则以及架构之维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彰显,建立在"正义、差异、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社会"追求同样存在于西方哲学文化之中,也必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贵和”取向与“致和”工夫

建设和谐社会,人多寄望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为均贫富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利益的杠杆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文化、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不可或缺。社会和谐的实现,关键在于辨明“贵和”取向与笃行“致和”工夫。“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中国古圣先贤对于“和”的体认,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惟其如此,在“贵和”的价值取向上许多流行的观念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对此不进行一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工夫,和谐社会的建设便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贵和”的取向难免导致“失和”的结局。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加强道德建设，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社会诸关系和要素的融洽整合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合理有序地规范和协调社会诸要素的关系。道德资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伦理支撑意义和积极价值。和谐社会本身所蕴涵的道德性特征为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大力加强道德建设,充分发挥道德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论“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如同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大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构成的体系。"四大文明"的协调建设与和谐共进,将极大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也只能是经济上富裕,精神上高尚,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和谐。     

"井"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变迁

汉字中的"井"既是一个常见字,也是一个多义字.它本身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蕴.其词义演变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发展,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等几次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客观写照.     

论交通运输业的优势“最大化”与劣势“最小化”

本文从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特点、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努力实现交通运输业部门优势的“最大化”和部门劣势的“最小化”两个方面辩证统一的高度,多视角地论证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其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论"类生命"与"‘类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当前教育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澄清当前生命教育研究所处的发展阶段,预测它的未来走向,是进一步深化生命教育理论研究与促进实践变革的前提。从人类生命发展的轨迹可以预测:走向“类生命”是当前生命教育的理想选择,正确理解“类生命”和“‘类生命’教育”的内涵对促进生命教育的深入开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反成长叙事虽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事主人公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成长,而是对成长的彻底否定。《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反成长叙事经典作品,它以“文革”为背景,社会权威、家庭权威与教育权威的缺失,形成了以主角被抛弃、对成长的怀疑和对现实的迷茫为内涵的反成长叙事,象征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减弱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