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节“马拉松式”时间分布的调查及其原因探析——以甘肃省康乐县五户镇、景古镇、莲麓镇为例

"拉扎"节在甘肃省莲花山地域的方言中简称"拉扎",也叫节令,是汉藏民族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每年秋后以"马拉松式"的时间序列在约定俗成的日子喜庆庄稼平安丰收、酬谢并祭祀山神、亲友互相往来的地方性民间传统节日。各自然村落的"拉扎"节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以自然村落为单位在不同的时间欢度,这种"马拉松式"的时间分布是"拉扎"节的特色。笔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统计出甘肃省康乐县五户镇、景古镇和莲麓镇的200多个汉族自然村落的"拉扎"节时间表,探讨了其"马拉松式"时间分布的原因:它首先反映了一个区域内的农业文化时间;其次是与"跳拉扎"的"师家"数量有关,"师家"数量的有限性影响了"拉扎"节时间分布的差异性;三是人口迁徙与家族认同的体现。     

拉扎呷山溶洞

在新龙和平乡境内，有座驰名藏区的拉扎呷神山。拉扎呷山主洞—“劣切玛”位于数千丈高的恳崖壁下，那洞口恰象雄狮张开的大嘴。洞内莲花石柱参天而立，莲花柱顶部四周便是观世音、无量寿佛、莲花大师、度母等陪佛石像，如同寺庙宝殿里人工塑造的佛像那样逼真，喜怒悲乐的情绪皆俱，立、行、坐、卧的姿态皆有。     

地缘村落的人情“内卷化”——基于冀北H村的田野调查

地缘村落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层面有着不同于血缘村落的运行逻辑,以维系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关系.基于对冀北一个移民性地缘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变动中的地缘村落人情关系,并以“内卷化”作为理解地缘村落人情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人情互助机制.研究发现,地缘村落人情关系网的扩展呈现出一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型增长”趋势.     

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吾西村“十三”节调查报告

新龙“十三”节是藏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年节.作为民众自发传承的地方性传统节日,它在表达村落意志与维系村落情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节俗活动中蕴涵了丰富的地方文化传统.本文根据对新龙县吾西村“过十三”的调查成果,对当地年节作了较为翔实的描述和记录.     

何去何从:隆务河流域“蔡孜德裕”人之身份认同调查研究

自上世纪50年代,青海隆务河流域的"蔡孜德裕(四寨子)"被统一认定为"土族"后,认同上出现分歧与分层。本文通过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每个村落的认同度作了调查、分析与探讨,认为造成这种认同分歧与分层之因,与每个村落的历史记忆和地方精英的推动直接相关。像脱加沃果日、桑格雄始终自称是吐蕃军队后裔,自认为是"蕃(bod藏族)";而年都乎保持着"霍尔多达那波军队后裔"的历史记忆,所以较认同"土族"。郭麻日的认同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发生了一些变化,集体记忆也经过了从"霍尔祖先"到"吐蕃戍边军队后裔"这样一个重新诠释的过程。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探索春节“年味”变淡背后的原因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近年来春节"年味"变淡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以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传统春节节俗与现代春节节俗的比较分析发现,春节"年味"变淡有其深刻的背后根源。如何正视这一问题,并据此提出缓解"年味"变淡的建议和措施,对于弘扬与发展传统节日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上巳节考论

上巳节是汉至唐代的重要节日,也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对上巳节相关问题的认识上一直存在歧异,甚至出现一些误区。上巳节源于古代祛灾求福、祓除不祥的"祓禊"之祭,是民间禁忌与古老的"祓"祭仪式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时代应该是在东汉时期。     

夏河县拉卜楞“塔哇”村居民生计方式调查

“塔哇”村是拉卜楞地区典型的传统村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于生计方式带来的转变与城市化进程、旅游业的发展对于生计方式的影响在此产生交集,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塔哇”居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们从传统的农牧业拓展为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这些新的生计方式使“塔哇”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藏族村落。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贵州毛南族“招郎入赘”婚姻习俗探析

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由于历史条件、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婚俗。贵州毛南族广泛存在的"招郎入赘"婚,既有它特有的婚姻形态、存在的原因,又有现实的民族学价值。     

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他者认同

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正在以各种诡异的方式进行表达。文化多元性的所谓实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主要立基于表述者的自我意识,而作为异文化的他者的在场则时常被忽略。因此,重新审视文化多元性的表述方式,增进"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在强调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正视"他者"的存在,是全球化背景下维系文化多元性存续所需要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四化”同步的视角

我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序化"的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透过"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的视角,运用共生理论深入分析发现,在"四化"发展不同步衍生出的宏观结构框架影响和制约下,农民为了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留守的决策,从而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因此,通过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去改变工农间、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在理性决策下作出新的行为选择,去改变家庭离散现状,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景,进而反过来维系和深化"四化"同步的局面,是有效治理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儒道互补”价值取向对企业品牌构建的现代意义

"儒道互补"的价值取向对企业品牌的构建具有现代意义,道家"自然""无为"的智慧运用于企业品牌的价值定位、价值观整合以及传播过程中,可以实现品牌的精神渗透与价值共享,可以维护品牌与消费者的价值关系;儒家"仁""义""礼"思想运用于企业品牌管理中,对企业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外部品牌形象的塑造,以及形成和维系企业、员工、合作者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共享性价值观也发挥着无形力量。可以说,品牌构建与"儒道互补"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是高度契合的,"儒道互补"的价值取向在企业品牌构建中的运用,对于促进企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品牌价值的最大化十分有益。     

《战国策》折射的尊士主题与社会影响

将《战国策》纳入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分析"尊士"和"尊君"这两个悖论性主题。二者看似冲突,实为和谐,共同与"崇谋"、"尚贤"、"重利"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尊士"构成显性主题,"尊君"则是隐性主题,并且规定了"尊士"的上限。"利"将士和君合而为一,促成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士的消失;而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战国策》主题思想既冲突又和谐的合理性。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