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讨会隆重召开

2012年8月24-26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题是批判教科书体系,主要针对的是教科书的观点与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点是强化自身的理论基础,通过文本研究提升研究方法与视野;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视野与路径日趋完善,但面对的任务也更加具体而艰难。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总结既往中推陈出新、在交流对话中继续前进。     

中国哲学史

一、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化一种观点从儒学固有的理论结构之三个层面 ,考察了其在现代处境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作为儒学理论基石的性善论 ,被以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斯金纳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实验心理学所否定 ;2 .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起点的传统家庭 ,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趋解体 ;3.儒学的道德形上观念 ,与现代哲学观念即语言分析哲学及现象学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论者由此强调 ,传统儒学应寻找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切入点与生长点 ,以吸收欧美近现代哲学思想 ,在宋明理学基础上重建儒学形上学 ;其切入点将使儒学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自…     

刘蔚华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正> 刘蔚华,男,1934年2月生,山西省天镇县人.1957年8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专攻教育、心理科学,随后分配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任教,由助教、讲师、副教授,于1982年晋升为教授.曾在本校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哲学系分别讲授教育学、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等课程.从1980年起任《齐鲁学刊》主编,1983年起同时兼任曲阜师院孔子研究所所长,1985年9月调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党组书记,山东省社联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研究员.其他社会兼职较多.     

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恩格斯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这个总结特别是针对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较完整地表述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揭示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但这个概括带着近代欧洲哲学史的特殊性,和三千年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有着重大的差异.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趋势本来是既定的:即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规律,满足我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所讲、所写、所思考的一切,都可以这个基本的趋势为标准衡量其价值或意义。 然而。这个既定的基本趋势又是十分不确定的、     

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当代中国哲学史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总结、概括和反思。在以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历史时期为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灵魂、主线,如何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背景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何选择和阐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如何论述各个时期的哲学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这些都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理念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必须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走向真实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哲学以反思为其题中之义。这种反思同时应不断指向哲学研究本身所涉及的有关前提。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前提首先与文献材料的考释、梳理相关。后者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但除了上述方面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还牵涉哲学与哲学史、中学与西学、形上与形下等理论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定位，同样构成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就后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一、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做的更真实的工作是如何去寻求、建构、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找到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此,无论是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还是要实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要有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主体自觉,更要有对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自觉,而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必然要求一种心灵的修养和实践。     

中国底哲学史与传主底哲学史——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

哲学史书写的目的是变化发展的。早期西方哲学史与最初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具有某种哲人史的色彩,相比其他书写范式,更有现场感和志载的情怀。作为普遍问题的哲学史框架尽管是源于西方的,但毕竟是普遍的,"西方框架遮蔽中国哲人思想"的原因需要得到澄清。框架遮蔽传主是中西哲学史书写都遇到的问题,因而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框架是西方的,而在于哲学史框架相对具体内容具有根本性。真正的系统研究是重新激活传主的思想。同情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在终极上是一致的。笼统地区别中国底和西方底哲学史是不够的和"概括过度的",需要进一步追求"传主底哲学史",即表现出传主思想精髓、重新激活传主思想的哲学史;这需要某种程度向"哲人史"的复归和高水平的"原生态的哲学史研究",突破"哲学史中理论重要、是谁的理论并不重要"的成见。传主底中国哲学史,自然地就是中国底哲学史。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应重视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从中文报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1899年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开展对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这个时期里,我国出现过不少的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开展过不少的哲学世界观论战,也有过众多的哲学家和繁浩的哲学著述。改良妥协派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吏。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观。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1986年10月中旬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 社会史是在国际史学界内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

以往以两军对垒为纲的中国哲学安之研究，几乎得出了大部分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从这个结论看，中国哲学史没有多少可以令人兴奋的地方。显然，这种方法和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且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摆脱唯心主义和唯物王义斗争为纲的教条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定的发展。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到的代思潮的研究，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到周易研究，以及大晏的空粮学、文献学、出上文物研究（特别是马王堆帛书）、刘6籍的重新整理和重新注释，使人蕾到中国哲学实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哲学安有其特殊地不文拟在…     

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中国哲学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于中国历史的各个现实阶段里,在漫长的行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独特格局。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总结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发展规律,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问题,而且对探索我们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方向也有裨益。今天,当我们万众一心振兴中华之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认识封建意识形态的本质,更有效地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方克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