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一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解读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利益的来源和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先后经历了古代雅典的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四种典型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体现出不同的民主特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各种不同类型公共领域的根源,而公共领域也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独立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公共领域是一个在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关系性范畴。一方面,作为依托于市民社会又与之存在交叉关系的概念,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从市民社会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作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公共领域源于民族国家并从政治国家中获得其规定性。所以,从分析性意蕴来看,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化约到市民社会之中,也不能将它化约到政治国家之中,而要看作存在于二者之间和之中的一个分析性的中介性关系存在。其本质特征是公共性。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视角下失独家庭扶助体系的重构

现有的失独家庭扶助体系主要是从"家庭—国家"二维互动模式出发形成的政府主导型扶助体系。"政府失灵"导致现有扶助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市民社会理论强调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在失独家庭扶助领域,建立"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维良性互动的扶助体系既有必要性,也有其独特优势,能够有力完善现有扶助体系。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环境行为学视角下的老城区广场"社会向心空间"改造研究

城市广场是市民户外活动的基本单元和载体,其规划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市民的公共生活品质.针对市民的休闲交往行为与城市广场规划设计不匹配的现象,文章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以淮南市寿县为例,引入"社会向心空间"的概念,结合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分析老城区城市广场的场地现状、使用人群及其行为特征,明确市民活动行为与广场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总结"社会向心空间"的特征,并从"围合性""社交性""尺度感"等方面提出城市广场"社会向心空间"的改造方案,为老城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建议和新思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油茶文化公共领域的价值分析

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湖南城步油茶文化公共空间既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空间,也是重要的公共领域、社会意识生产空间和表达场所。这一公共领域的多元性特色集中表现在其构成要素:公众、公共舆论与公共媒介当中。油茶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互动背景下形成的实际公共领域。它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国家、社会、个体之间多元互动、相互作用、共同培育。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近代的市民社会观念,主要是指因商品交换关系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渗交往领域。20世纪,市民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是指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即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两种市民社会观念都将克服市场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近代市民社会观念力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克服市场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则致力于在市民社会中寻求克服市场社会内在矛盾的根据和力量。市民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历史的反映,必须考察这整个演变过程,综括其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对现实市民社会及其发展的全面把握。     

网络革命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

Internet的网络化模式打破了以往受制于社会阶级和地理区域的人际交往模式,而创造出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和人际关系模式,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构建新的虚拟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在现实架构上并不发育成熟,通过Inter网际互动的新的沟通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和现实社会自治团体不够成熟,以及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短缺等特点,促进了建立在公共领域之上的市民社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     

从“总体”到“整体”——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历史使命,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单边吸纳、弹性依附、共建共享三大阶段,具体表现为从总体社会到整体性治理的演进路径。上述经验事实遵循了"时代背景—政策目标—权力结构"的独特逻辑。国家与社会并非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建构—解构—部分重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代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巧妙嵌入社会领域前提下的甄别性吸纳,其符合整体性治理特征,并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国家性的片面认识。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高于和统摄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其市民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二者都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本质指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该阶段上的整个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特殊性；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关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