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

世纪末对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历史学需要对本世纪以来的史学史进行一番全面的严肃的评估和总结。事实上,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了。因为世纪末对任何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都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提示和信号。它要求历史学家在继续深入地研究历史之际千万不要忘记对百年来的史学历程进行批判性的清理。人们在看待20世纪的史学时,普遍采取一种二分法的流行模式,即以50年为界,对前50年基本否定,对后50年基本肯定。当然,对前50年的否定中也有肯定,比如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引进和传播;同时,对后50年的肯定中也有否定,比如文革时期…     

范文澜与20世纪中国史学道路

紧密地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使历史研究达到更加科学和更加本质的认识 ;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潜心钻研的优良学风 ,特别当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潮流袭来的时候 ,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抵制 ,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 ;自觉地发掘中国历史的特点 ,勇于担负建设中国历史理论体系和探索史学的民族风格的时代责任———以上三项 ,是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全局性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范文澜以其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精熟运用 ,对文史典籍和历史考证的高深造诣 ,为科学研究投入全部生命的奉献精神 ,在上述三个重要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 2 1世纪史学仍然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简介

<正>《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是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由王学典教授总负责,陈峰、郭震旦、姜萌执笔编撰,历时十二载而毕其功。本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取材务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本书尤其注重点、线、面的结合,力求见树木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

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用,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不可否认,庙堂史学曾经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给后代史学留下了诸多可资继承的优良传统。但是,客观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旦以客观历史为记述与研究对象的史学出现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而与其性质和目的相背离时,这种背离将使史学内容日趋狭窄、传播范围大为缩小,还将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     

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元性 ,首先取决于创作主体思维范式的多样性 ;其次流贯于不同样态文学中的理性精神既有科学理性又有人文理性 ,而人文理性精神又凝成了以个人为本位、以国民为本位、以平民为本位、以人民为本位、以全民为本位的形态各异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 ,铸就现代中国文学的共同灵魂和美学特质。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二十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之下，传统历史学已无法维系长期延续的正史格局，呈现出繁复多变、一波三折的态势，其间发生的结构性、实质性转换可能迄今尚未消歇。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回顾和省思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坎坷行程，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学的理论问题

中国文学史在50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已往文学史的进化论观念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在写法上,评判的立场占据上风,对材料的重视让位于理论的阐释力.文章从中国文学史参与民族现代性寻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的理论内涵.     

时代、政治与史学: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的演变

史学交流是历史研究活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对话,是促进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同时代的史学交流不仅与史学研究本身的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与当时的外部政治条件密切相联。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深受这一时期国内意识形态变化和东西方冷战关系起伏的影响,经历了从困顿到突破,从意在实现意识形态目的到重返学术本位的曲折演变,其交流的内容和路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20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一种目的论解释

19世纪以来,以历史主义思想为基石的德国传统史学成了证明德国政权合法性与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史家满怀着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期待,在纳粹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政版图的扩张之前,已经用历史主义思想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完成了大德意志帝国文化版图的扩张,使纳粹政权得到德国历史思想的支撑。以此为例可以表明,历史主义思想虽然有助于论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它的极端运用,也可以导致不可挽回的人类灾难。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20世纪30和40年代,到50年代开始系统化.它的产生主要出于美国共产党现实斗争的需要,但其前出现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学,也对它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它产生时具有以下特点:专注于工人运动史、黑人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深受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史学著作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往往是战士、政治家与学者的结合.     

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史学的变革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史学主体心态入手,揭示20世纪80至90年代史学发展中的不同特征。80年代是一个史学主体反思历史,在学术领域重新定位的阶段,人们以虽浮躁但真诚的态度,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推动了史学学科化的进程;90年代则凸现出主体反思史学,在社会中寻求重新定位的新特点,表现出冷静和彷徨的新取向。90年代史学在原基础上取得了深入发展,但是也遭遇到了来自社会的严峻考验,“史学危机”依然存在。     

范文澜在延安---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篇章

范文澜在延安的6年,正值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伟大历史性变化的极其重要阶段.到延安后,他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他顺利撰成杰出史著的理论背景.尤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精髓,更成为他全面、系统地研究全部中国历史,写出具有高度科学价值和民族风格的著作的理论指导.同时,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超乎寻常的著述毅力和奉献精神,永远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 ,铸造了一个类似“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的作用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 ,是这一学派的第一个特征 ;追求跨学科研究 ,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 ,是其第二个特征 ;这一学派的第三个特征 ,是更同情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的遭遇与处境 ,主张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 ;而特别喜爱研究历史上的大规模变动 ,愿意在历史的大关节、大转折点上下功夫 ,则是这一学派的第四个特征。     

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

作者基于20世纪我国史学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对21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几点期望。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反响与思考

<正>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于201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并由此引发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学术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启能、蒋大椿、陈祖武、于沛、谢保成,复旦大学葛剑雄、张广智,中山大学陈春声,山东大学孟祥才,南开大学李治安、乔治忠,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张耕华、王东,北京大学赵世瑜、欧阳哲生,河南大学李振宏等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界的知     

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

发展新史学 ,在不断提升其科学的内容和精良的方法的同时 ,还应赋予它以富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表现形式 ,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当今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 ,这项工作实有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重要现实意义。这就需要从总结 2 0世纪的有益经验中得到启发。以往对于 2 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成就未作系统研究 ,是一个不小的缺陷。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讨论 :一、2 0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尝试 ;二、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 ;三、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     

罪与非罪: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

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罪与非罪的历史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堕胎罪是20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可以折射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存在的问题,即法律受到了意识形态、外交因素等的过多影响。同时,它也反映出了近代法律人急躁冒进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