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变迁——对司法人性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恤刑、慎刑和恤狱的司法原则彰显了人性化的因素和理念．古代人性化司法理念的变迁历经了萌芽、发展和近代转型三个阶段,其渐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人性化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古代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和人权的保护,促进了古代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它为现代司法人性化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不可缺失的法律文化渊源。     

清朝民事裁判中的价值取向:情理

中国古代法是天理国法人情的合一,"天理、国法、人情"是狱讼裁判依据,清朝时期的司法实践更是体现了这一特点。本文通过对清朝时期州县民事裁判案件的研究,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更多体现以情礼来判案,这构成清朝民事裁判中的价值取向。     

清朝行政处分制度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人们往往不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清朝的行政法律表明,清朝的行政处分制度已经十分完备,而且行政处分已经独立于刑罚;这种独立是清朝行政法律高度发展、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分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法系不再“以刑为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开启理性司法之门--对清末司法改革的程序正义解读

作为西方法律思想的结晶 ,程序正义在当下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不言而喻。清末司法改革在西法东渐和立宪主义背景下 ,把程序正义女神请进中国 ,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民刑分审、律师辩护、回避等程序性制度。本文旨在探讨清末司法改革中程序正义之路的开启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恢复性司法的人文新视角

恢复性司法作为刑事法学中的一个新命题,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际效果,在西方乃至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可。它倡导的犯罪人、受害者和社区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体现了司法正义中越来越多的人本原则,也有利于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     

司法的商品属性:一个认识和研究司法的新视角

在西方,以国家权力为视角研究司法存在的局限性,故有必要发现并承认体现司法平等、公开、公平、廉洁、观念更新等诉求的司法商品属性,这对于深化对司法运行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司法价值取决于法院制度机制是否健全及法官是否专业清廉高效,其交换价值受供求关系、诉讼当事人主观意愿、司法产品实际效用的影响。而司法使用价值的大小则受制于诉讼当事人收入水平、人们对司法评价的扩散效应以及司法与相对物的比较情况。     

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初探

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的信任和心理认同感,进而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远行规律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和尊重程度,体现着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既有其制度基础和司法理念的要求,也有司法运行的主体素质和载体表现的要求,这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协调的综合机制.     

试论民事审判的正当性 --兼论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司法权威

我国的司法缺乏权威,一方面是指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指司法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果不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信任和认可.确立司法权威必须要保障审判的正当性,而公正的诉讼程序有利于保障审判正当性.当然,在借鉴西方先进的程序理念时,也应注意其诉讼制度存在的弊端,防止盲目引进外国的诉讼制度.     

论司法责任制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本轮司法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还权于审理者,根据权责统一理论,同时须通过相应的责任设定和追究,将司法权纳入到适当的范围之内.通过落实司法责任制,让法官生产高质量的司法产品,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法官须享有与其责任相当的职业保障;二是对司法权行使须进行必要的制约.而我国目前法官职业保障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制约司法权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鉴于此,要建立一个闭合的、关联的、科学的配套机制,使得司法责任制这一制度系统最有效地发挥保障司法公正高效的制度功能.     

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特点及其利弊

牙行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职能也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清朝前中期的牙行除了履行其基本职能外,还被清廷赋予了某些官方职能,也就给市场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特征与本质,并分析其在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管理方面的利与弊.     

清朝文官立法中的效率原则探微

从立法和规范层面而言,清朝文官制度十分重视效率原则.清朝文官立法中的效率原则集中体现在"限期"制度中,其中官员按时赴任和按时完成各类事件是两项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内容.清朝文官制度中效率原则的立法特点是富有技术性规范.虽然清朝的官僚体制决定了效率原则不可能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但其立法经验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从张格尔叛乱看清朝边疆防御之得失

19世纪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内忧外患并剧,边疆危机日益加重。多数学者只注重对鸦片战争后的殖民侵略进行研究,而忽视了19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殖民侵略。本文通过对张格尔叛乱的分析阐述了早期殖民侵略的特征以及由这一事件所得到的启示。     

司法透明指数的合理化考证

"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法治任务。司法透明指数旨在配合司法公开的传统制度发挥作用,以更快更好地推进司法公开,提高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司法透明指数影响深远,但学术界对司法领域出现的这种量化性制度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甚至对它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影响了司法透明指数的深化研究与推广适用。司法透明指数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合理化论证。司法透明指数诞生的背景不清、理论支撑不明、现实契合性不详是使其受到合理化质疑的关键,确证司法透明指数的合理性,便成为司法透明指数深化研究与推广适用的基础性工作。     

检察制度的引进与近代中国司法发展

西方司法独立思潮催生了近代中国检察制度.清末引进的检察制度以大陆法系制度为蓝本,后者与控辩式诉讼相伴而生,目的在于通过审判权与检察权的分立和制约,保障司法权行使的客观公正.清末检察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传统中国政刑合一、控审不分的集权司法模式,对于构建以司法权能分设为原则的近代司法体制,推动近代中国司法顺应法治文明的潮流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司法保障民众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1741年之前中国人口数量众说纷纭。葛剑雄先生推测中国人口在明朝末年突破2亿大关,清朝初年的1655年还为1.19亿,在1700年增长到1.5亿,否认清朝初年出现过人口高增长的奇迹。笔者以1741年到1794年这53年平均1.485%的年增长率往回推算出1655年、1700年中国人口分别只有4036万人、7836万人,认为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和清朝的人口政策对清朝初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司法缘何能动?

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被动性是司法公正得以达成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传统的法学理论及实践突出强调司法的被动性,但也导致了对司法能动性的重视不足。司法能动主义发端于西方,但"能动司法"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当代中国法律人的智慧结晶。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可以论证,坚持能动司法在当代中国有着内在的必要性。     

司法中的文化冲突

在当前的司法建构过程中,研究司法中的文化冲突对实现司法本土化有重要意义。从广义的司法角度,传统的文化要素借由文化冲突造成了体现西方文化的司法无法成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采用哈耶克宽容的司法自由试验的方法,而非对任何文化及其制度附加主观的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