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的“创新陷阱”及其伦理应对

从自发创新走向自觉创新,是城市与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一个普遍创新的时代,需要关注可能出现的创新泛滥、创新异化、创新陷阱。创新陷阱,是由于人们不正确、不合理、不恰当的创新理念、行为、策略,所导致的发展问题、发展代价甚至整体问题。语境陷阱、秩序陷阱、意义陷阱,是当代城市社会遭遇的主要创新陷阱。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城市环境,外在秩序与心性秩序相统一的有张力的城市秩序,兼容性、非独断的城市正义,是规避创新陷阱、推进城市创新可持续的重要伦理选择。     

城市生态权利:问题本质与现实建构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等的动态统一,当代城市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生态权利是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其内涵可从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法理学等维度加以认知。城市生态权利是对权利主体权益与责任的规定与整合,其本质是对城市生态空间中人、自然、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确认、调整与优化,城市生态权利的实现需要生态权利意识、经济理性逻辑、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层转换。建立一种符合生态正义、经济运行规律、法律规制的城市生态权利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城市生态权利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发展的正义与合法性

在城市化过程中,正义和合法性作为城市发展主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义、合法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解读城市发展问题的根源:正义诉求不仅是对合法性问题的反思结果,而且也是从制度层面、城市主体和实践层面等方面造成合法性危机的现状分析。因此,文章提出以完善城市问题系统和完善空间制度为切入点,遵循平等性、公开性、公平性和创新性原则,并把握好城市正义的三个基本维度,作为城市合法性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从危机到可持续:城市社会的生态型塑

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人类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生态型城市社会模式的提出是现代城市走出危机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回归.生态型城市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和谐互动、共存共荣的社会形态,是未来人类理想的住居空间.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发展是基本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社会生态化是包括经济、社会、科技、自然和环境在内的全面改善与整体协调.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城市社会生态化、城市经济生态化、城市人居生态化、城市交通生态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五位一体"协同作用的城市生态型塑路径.     

城市化的伦理逻辑：进程与走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伴随世界文明的生成与转换,城市与伦理历来相互关联、相互生产,城市-伦理生态具有多样性、非自足性、变迁性。当代城市化的深化使伦理与社会的关系,使这个世界的伦理图景与伦理生态,发生了重要改变。分化与纠缠、变化与固化、多样与单一等诸多矛盾表明,当代城市社会正在遭遇深刻的康德悖论式的伦理冲突。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为伦理转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任务;另一方面,伦理的自觉、现实推进,又将为城市化的规范化、合理化提供基础支撑。建构一种更具语境张力,更具包容性、现实性、此在性、有限主体性底蕴的城市伦理,着力推进"此在单元""此在空间"的伦理化,对城市社会的合理化、可持续具有基础意义。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复杂现代性的意义危机与微观拯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面对作为城市社会的复杂现代性,我们正在遭遇深刻的意义危机。意义及其危机不是纯精神领域的现象,而是一种意向性的总体存在论情状。意义是人对总体性、可能性的一种通达状态,意义危机是人与总体性、可能性的一种疏离与断裂状态。反思人类文明史、城市社会的转换史,意义与意义危机具有同时性,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意义与意义危机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在实践哲学视界中,以片面、固化为特点的异化劳动、异化生活是造成意义危机的深层原因。意义与意义危机既具有时间性,也具有空间性,当代空间生产、城市实践的异化,是形成当代意义危机的重要原因。从我们所处的"此在单元"着手进行微观行动,是应对意义危机,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城市现代性的基础路径。     

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功能

本文在确认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推进的结果;也是新时期社会整合、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居民居住空间和家庭结构的功能变迁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对城市社区的功能作了相应的分析,即城市社区有利于增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满足人的深层需求,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稳定和综合治理;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是城市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     

论法的基本价值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现象,其内涵丰富,具体存在形态和具体运行极其复杂。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是正义和秩序。正义是人类共有的内在精神,是法的实质价值;秩序则是人类共有的外在需要,是法的形式价值。正义寓于秩序之中,又通过秩序得到了保障。正义和秩序体现了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法应当是正义和秩序的结合体,法应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价值与建构

程序正义是衡量城市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与步骤实现公众的生态权利。由于认知水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等原因,城市生态治理中仍存在程序正义不足等问题。实现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需要承认多元正义观、深化公众参与、规范生态治理、推进生态制度建设。推进程序正义,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当代都市社会语境中的正义转型与重构——一种空间正义构成维度的反思

正义的构成与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推进了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换。社会财富与利益、权力与权利、身份与地位都在不断空间化,并且必须以空间的形式来实现。所以,正义的内在构成与问题视域得到了重构。正义的理论形态与重心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从根本上讲,空间正义是都市社会正义理论的具体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空间正义适应了都市社会正义规范的现实需要,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与建构都市社会正义话语的理论范式。     

社会正义及其制度安排与现实建构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状态,更是社会或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基础。西方世界的政治价值赋予了社会正义自由和平等的基本内涵,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正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社会正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实践,它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驱动着民主政治的进步。在实践中,社会正义实现的途径是制度正义,包括经济制度的正义、政治制度的正义和法律制度的正义等。社会正义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今世界人类要立足现实,回溯历史,思考未来,科学和合理建构社会正义的实现机制,而在我国就是要建立彰显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际政治中的秩序与正义

国际正义与国际秩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义是国际秩序的道义基础,是判断国际秩序性质的依据,但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更为根本,在二者的顺序之间,秩序也优先于正义。文章在界定国际秩序概念的基础上对正义与秩序间的关系,以及正义的价值取向作了论述,并对正义与秩序的优先问题进行了评述。     

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正义:问题与选择

知识领域正在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市场、市民社会的“第四领域”、“第四种权力”.由于其.特殊的公共性,知识领域日益被赋予道德使命.但知识领域自身却表现出深刻的丛林性.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知识领域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知识与资本、利益、权力、权谋等的深层勾结,使知识领域的道德底线日益模糊.投入、运行与管理机制的垄断,是知识领域问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发展阶段与问题的特殊,知识领域不仅需要“作为公平的正义”,更需要“作为民主的正义”.推进微观创新,建构微观民主,是推进知识领域正义化的基础路径.知识民主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基础,建构知识正义对建构社会正义意义重大.     

城市文明的现状与发展机制——以“后世博时期”的上海为例

伴随我国城市化运动的深入,城市文明凸显其规范城市发展秩序、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的价值功能。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世博期间,乃至世博后,上海对城市文明有更高的期待。在对上海城市文明水平、特点及问题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认同是城市文明秩序建构的逻辑基础,网络式管理是城市文明秩序实现的路径选择。     

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城市权利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文明样态、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转换。城市权利是城市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针对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在不同的价值与方法论语境中对城市权利的认识有所差异,既存在以技术—经济为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社会—政治为核心的城市权利观,也存在以文化—生活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城市权利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具体展开与实现。城市权利是空间权利与社会权利的统一、资格权利与行为权利的统一、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统一。在劳动价值论视野中,能够作为实践的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是一种根本性的城市权利。确立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城市发展规律与我国国情相统一的城市权利话语体系、城市权利推进方式,对推进城市权利的合理化、规范化,实现中国未来城市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