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公民财产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为经济基础,法律保护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商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社团的典型,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性公域的集体利益,凭借伦理性的一个行业或跨行业章程,协调企业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政体设计牢牢控制国家机构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新型的市民社会,就是要遵循职工应有股份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构建以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体系,扬弃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内容,继承其形式方面的合理因素,改革和完善公民与企业和市场、与社会团体、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合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市民社会与国家:浅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关于市民社会及其同国家关系的讨论日趋炽盛,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基础,剖析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内涵,并进而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刑事侦查

本文首先解读西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理论 ,在此基础上 ,主张把刑事侦查放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框架的语境中去考察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探讨了侦查权力的产生逻辑及配置问题 ,并指出在侦查实践中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西方思想家“市民社会”论评析

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市民社会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一方面,源于在历史上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曾经是争取民主的主要力量,市民社会与民主似乎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在理论上重新把握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迫切要求。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概念复兴的社会基础。在西方,由于当代社会运动的平民无产阶级性质,重新复兴的"市民社会"具有非传统市民社会性质,是某种新形态的"市民社会",明确这一点,或许对我国今天的社会建设能有一些启迪。     

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试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

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市民社会的理论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这一理论不仅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直至今日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考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性或说明性意义.而理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该理论的核心议题.黑格尔在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强调了国家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承认并保证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二者的统一,即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提出与确立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环节。"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和确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确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升华。厘清这一历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素 :个人独立性的成长 ;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 ;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 ,宪政国家的成长即无可能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国家与市民社会：“颠倒逻辑”的再颠倒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青年马克思思想革命在途中的一部重要文本。弄清该文本的历史构镜,并围绕“体系的二重化”、“逻辑的神秘主义”和“现实的主体变成单纯的名称”三个理论质点,重新梳理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进行批判的主旨细节,由此可以澄清以往学界的种种简单断制和人为误判。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