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对行政强制统一立法 ,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就这一问题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名称 ,行政强制立法的模式 ,及行政强制立法内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之考量

围绕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论证考量了行政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必要性,分析考量了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应予关注的元素,认为界定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应从立法汇集和表达民意的水平、立法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程度、立法的整体协调性、立法的可实施性的维度加以把握。     

当代日本的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是当代日本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了在一定意义上借鉴日本行政立法方面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行政立法制度,本文拟就日本行政立法的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作以概要论述。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三论

行政程序立法已纳入了我国的立法规划。即行政程序法典化、理论基础的建立及加强司法审查。指出行政程序法典化是长期的任务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可采取两步走的办法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逐步推进。可在宪法中设置程序性条款 ,宪法中的这一条款规定可以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根据 ,相应制定完善的可操作性的规则。另外 ,要加强对行政立法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 ,使行政程序法的执行更有保障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质量之思考

立法是推行依法治国的必要基础和重要依据，立法质量尤其是行政立法的质量高低直接关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进程和实效。全面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的利弊得失，探讨其不足及成因和改进对策，将对我国行政立法质量的提高及依法行政的推进有所助益。     

论行政立法权来源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权有授权立法权和职权立法权两种类型。在关于授权立法权的理论中,对分权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但禁止授权立法原理和立法权代理说可以适当地借鉴,立法权转移说则不能正确说明授权立法权的来源。授权立法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授权立法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以不侵犯公民的权利为原则。我国存在职权立法,并且职权立法不是授权立法。行政职权立法权违背民主和宪政原则,与我国的政体相矛盾,造成行政立法的混乱,应当取消。     

行政指导的功能与效用评析

行政指导是现代国家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 ,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主体采用行政指导来调动行政相对人自愿协同政府管理的积极性 ,以弥补相关国会立法和委任立法的空白 ,降低行政成本。我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贯彻行政法治原则的进程中 ,需要进一步从功能角度认识行政指导行为 ,以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实施行政指导 ,促使其消极方面向积极方面转化 ,实现行政指导行为的法治化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行政程序法典化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防止行政侵权、保障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改革开放。可以说，行政程序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应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我国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方面仍相当不足。为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应使中央立法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其次，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第三，要在取得阶段性立法成果基础上再创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第四，要开展行政程序立法的比较研究，进行立法经验交流，为后来居上创造条件。     

行政立法的价值目标探析

公正与效率作为行政立法价值目标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着行政立法的发展方向.传统观念往往将二者绝对对立,其实质是将权力与权利相对立.实现行政立法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应当是更有效率地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对行政立法进行科学引导:既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以保持其公正性,又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效率.我国当前的行政立法仍呈现出"重权力、轻权利、低效率"的特征.应当在并重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创制旨在提高行政立法公开度以及透明度的程序法,同时对其内容展开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提高其在调整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应有的效率,切实有效地实现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行政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独立性保障制度

外国行政程序法大多赋予行政听证主持人以听证指挥者的主导地位及相应职权,同时,为使行政听证主持人公正地指挥听证活动,又设置行政听证主持人独立性保障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应对此借鉴,并建立我国的行政听证主持人双轨制度、回避制度、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等,完善我国相应的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自确立法治国家目标以来,我国行政法律规则的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审慎的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来保障立法质量.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它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了人性关怀和人权保障意识,较好地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在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还有某些不足,尚需完善,指出和改进这些不足将为提升其他行政法律规则的制订质量提供借鉴.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其选择

目标模式是行政程序立法实践中涉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探讨应在充分考虑目标模式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影响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现实因素进行论述,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应选择公正为主,兼顾效率。     

我国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探析

听证制度被誉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灵魂和核心。为了实现行政听证的立法目的,保证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将其概括限定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之中,并规定了一些排除和例外情况。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几种听证程序,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根据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向其他非处罚性具体行政行为拓宽;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向行政司法领域拓宽;向事后听证拓展,等等。从法制的统一和完备角度看,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在这部法律中,对有关行政听证程序方面的问题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听证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真正实现当事人的程序民主权利。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     

美国行政立法后评估概况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主要是针对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行政立法的实施效果的评价和总结。广义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包括对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狭义的行政立法后评估仅包括对行政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本文从联邦和州的层面系统介绍了美国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并总结出美国立法后评估的几个特点。     

行政立法中的言论免责问题研究

立法实际上是对利益的分配,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行政立法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博弈过程。行政立法参与者的言论免责与行政立法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没有言论免责权,行政机关所立的法规、规章的实体合理性往往难以保证。基于行政立法参与程序的差异性,应在行政立法中建立一种准免责与免责相结合的制度。     

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质疑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律调整目前在中央层面上还是立法空白,但一些地方率先已有一些零星立法。从这些地方立法中我们发现,关于行政决策作出的模式几乎都采取集体讨论决定。这一模式可能有它优越性的一面,但依行政权行使的特性、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程序的法治要求等而论,应当说都是不契合的。它会降低行政效率、纵容行政懒政、淡化行政程序、制约行政问责。为此,我们认为,行政决策的作出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但不能够由集体进行决定;可以让相关主体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但参与权并不等于决定权。     

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当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文章通过对近些年行政法学界的几大热点问题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目标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归纳探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紧急强制的程序问题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紧急强制具有紧急性、强制性和侵益性的显著特点,如何在保障行政紧急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少发生负面影响,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行政紧急强制立法方面很注重程序的设计,尽可能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平衡点。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在行政紧急强制程序的立法方面,应采取一种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