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合成的“纯文学”——重返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人为筛选过程.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当时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根据特定历史语境需要而人为建构起的“文学史共识”.先锋作家们的自我确立意识和寄生性写作姿态及其与上海“新潮批评圈子”的共谋关系,使得“先锋小说”日趋统一和规整.“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悄然建立新的话语霸权.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先锋文学与马原、莫言的小说

本文认为先锋文学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它是文学队伍中勇于探索的尖兵;第二,它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赢得了一定声势的尾随者。文章以此为前提,同时兼顾先锋文学一词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特定含义,论述了马原和莫言小说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死亡”之思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并非中国文化自我逻辑发展的产物。它严重地打上了西方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的烙印 ,因此它没有西方文化之根 ,与西方先锋文学特征大相径庭。同时 ,它又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涵养 ,在移植西方文化参照中国文化时 ,它们不可能走入正轨 ,相反却面临没有根基的虚无。既不被西方的“先锋”概念所容纳 ,又不被中国文化所认同 ,因此它便只有死路一条。     

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解析

试图对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给出新的解析,认为先锋文学借助形式的革新将理想的文学精神呈现出来,既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内省和领悟,又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并将二者融于一炉;不管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多么强烈,都难以掩盖其应有的文学精神的指向,虽然先锋作家作为创作群体已经消失,但先锋文学的实验和探索在新生代那里得到了传承,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学精神。     

20世纪末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只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递嬗,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     

先锋的误读--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批判

先锋文学不仅是文本上带有超前性的叙事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先锋精神.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实验探索小说被许多学者和评论家称为"先锋小说",但这种实验探索小说的形式革命超越了时精神向度的挖掘,"得言失意",它并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称其为"先锋小说"是对先锋的误读.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文学正餐亦或文学零食——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论争探析

短信文学脱胎于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短信。它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学界对“短信文学”这一概念及其“文学性”的思考与论争。短信文学的“文学”名分是否合法,应综合以下两方面加以判定:首先看它是否应用了文学修辞技法;其次看它否具有文学审美功效。在确认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探讨短信文学的独特新质。     

“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

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经历了从“文学与社会”到“文学与语言”的蜕变,并且正在朝向21世纪的“文学与图像”渐行渐近.后者作为新世纪之“新学”,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可将其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文学图像论”认为应当回到亚里士多德“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文学观;文学语象如何外化和延宕为视觉图像,视觉图像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言说,以及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符号体系之两翼的比较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范畴和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学”作为跨学科之原创,必然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并非所有的构想都可能转化为现实,即使它是合乎逻辑的、有意义的.     

左翼浪漫主义文学命运的历史反思

左翼浪漫主义文学从“先锋”到“障碍”的乖戾命运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沉思。反思这段历史 ,首先要反思缠绕于它的三种外部批评观 :“唯物辩证法”、历史过程论、“小资产阶级”思想论 ;而以“左”反“左”的尴尬语境 ,矛盾、脆弱的理论品格 ,创作主体的两难境遇 ,构成了其悲剧性命运的最本质的问题。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当代先锋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因素

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和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是当今中国先锋文学的深厚精神和艺术营养。与伦理的北方齐鲁文化以及同处南方的其他文化类型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带有了某种宗教般的超越性品格。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当代先锋文学之中,成为这种新潮审美形式不竭的精神和艺术资源。然而这种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     

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在大陆经历了从以文言为正统到以白话为正宗的质的、根本性的转变。在确立了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的前提下,大陆文学的语言观念基本上经历了从“先锋”到“通俗”,由“通俗”再到“先锋”,最后“先锋”与“通俗”并立互补的发展轨迹。在台湾,在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兴起之后,台湾文学的语言观念还经历了从“日语”向“汉语”的转型,“先锋”与“乡土”二元共存、互渗兼容的发展道路。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