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伯温全传》

刘伯温即刘基,伯温是他的字,在明朝开国时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之一.关于刘伯温的传奇,数百年来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还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有进攻衢州(梅花城),是刘伯温寻来了常遇春而得破;打温州(白鹿城)时,刘伯温让朱元璋学狗叫而攻取……朱元璋当皇帝后,又有刘伯温算告燕王朱棣要进皇城;明朝国祚是止万历帝的孙子……于是就有《烧饼歌》出现,以隐语歌言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历史.     

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

<明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不过,实录作者对皇帝形象的增饰和塑造,既依据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需要,也遵照实录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基本经历来进行,表明了史学本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共进与互动的关系.     

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

明朝当代史的史学生态平衡,主要是国史与野史之间的平衡,但由于作为国史的《明实录》秘藏宫禁,使依据实录史料修纂可信史书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民间野史的狂生疯长．使史学生态严重失衡。及至后期《明实录》被传抄出宫,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史的蔓延。但由于后期的实录或流传较少,或未及修纂,使有关晚明和南明的野史又开始滋生。本文试图从一新视角探讨明代“野史之盛”局面形成的原因、史学生态问题及其影响。     

略述《明实录》对朱元璋诸皇子先后次序的记录问题

《明实录》是从事明史和明代文学研究极富实证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由于此著述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加之出自多人之手和政治干预等原因,其中出现了对朱元璋诸皇子出生与去世时间先后次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现象,这里把其中记录这一现象的有关史料一一查出、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文学的笔法 历史的风貌——浅评冯祖贻《张爱玲》

综观近年来出版的林林总总的人物传记 ,历史人物传记多为史学专家所撰 ,作家传记则多系文学专家所著。由此 ,读者掩卷之余不免有历史人物传记缺乏文彩、作家传记缺少历史厚重感之叹。像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文字精彩的传记 ,像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那样具有历史棱角的传记著作便格外为人们所珍爱。正是怀着这种心情 ,读史学家冯祖贻为著名作家张爱玲所写的传记 ,就有一种少有的满足和欣慰。一建构一部著作 ,最显撰者匠心的无疑是发凡起例和谋篇布局。虽然有些传记作品的结…     

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刘基研究综述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著名人物,他的经历留给了后人更多的思考.他在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了智囊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刘基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刘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

《明实录》作为明代惟一的一部国史,对武当山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记录,反映了武当山及其道教在当时的显赫地位。武当山因为《明实录》的大量记载,其地位获得国史的空前重视,声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明实录》在记载武当山历史时,也显现出其史料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有许多史实为武当山志或他史所无,甚至对其他武当山史志中的某些错误有证伪和纠正的作用,证明了作为国史的《明实录》在某些来自国家的信息的记载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介评

明朝对新疆东部实行了直接管辖,代表官方的正史或其他著述中,对西域的记载显得非常单薄,只有《明实录》对西域(以下称新疆)的记载相对丰富。《明实录》是明代陆续纂修的代表中央政府的编年体史书。全书起自明太祖朱元璋,止于明熹宗朱由校,计十三朝,3045卷,1600余万字。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治国方略

刘基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重要谋臣,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郁离子》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论著,从中可见作者全面系统的治国方略。其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对症下药”,为明王朝开具的总药方是“以大德勘大乱”,基本国策是“以德养民”、“以道任贤”,而关键在于吏治和人才。     

《明实录》人名考误九则

正《明实录》共13部,约1600多万字,是明代历朝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奏章、批件等为基础,逐年、逐月记录各个皇帝的诏令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的官修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15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附于《明太祖实录》、景泰帝朱祁钰附于《明英宗实录》)、约250年间的大量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学界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然白璧微瑕,其中亦存在着一些阙谬之处,爰撰短文,予以商榷,并求教于学     

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

刘基是元末明初重要的诗文和寓言作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然而其一生却是悲剧,刘基无法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游民出身的朱元璋磨合在一起。这与刘基的教养、能力、才情和既往的经历都有关系。朱元璋以他才略和特殊的机遇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建立大明。然而正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说,朱元璋是个“圣贤盗贼兼而有之”的开国之君,他的雄猜刻忌和独断独行的性格大大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他的残忍好杀在示范作用影响了后世明朝历代皇帝。     

史失求诸野——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

从历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们习惯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宋人首先察觉到了《春秋》文本固有的某种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来源,这使得宋人对野史的认知不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还促发了新经史学观念的形成。在宋明士人看来,野史等于口碑,政治真相不是官场的口水战,而是民间的口耳相传。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

明代武举开科于天顺八年,明朝档案所载当年廷议结果是有"实"无"名"的武举。二十余年后,《明实录》记载这一历史时,追认其为武举开科。于是,实录呈现出武举已经开科的面相。然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天顺八年廷议结果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武举"名号。部分官员为之正"名",也为提高其规格与完备程度做出了种种努力。依据这些官员的奏疏,《明实录》直书相关历史事件。因此,实录又呈现出武举未曾开科的面相。可见,《明实录》存在歧异记载,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相。这是后世史家之笔"追认""直书"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例个案的考察,表明理清本体历史"名""实"关系、文本历史"追认""直书"关系的重要意义。     

明代章回小说的女性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章回小说女性形象的演变表现如下：从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为代表的历史英雄、神魔侠义小说中的妖女形象,到《金瓶梅》《绣榻野史》为代表的艳情小说的淫妇形象,再到《章台柳》《山水情传》《鼓掌绝尘》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这表现了作者审美观的从神奇-日常-理想、女性观情欲观的从遵循-叛逆-皈依的发展过程。     

八股文是朱元璋和刘基所定的吗?

八股取士制度不始于朱元璋,八股文也绝对不是朱元璋首创或由他和刘基二人所定。其证有三:首先,洪武年间科举考试使用的主要文体不是八股文,而是宋元经义体;其次,洪武年间的取士之制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不是朱元璋和刘基等人的发明,其中的重要方面均是宋元以来科举制度的延续;第三,朱元璋开国之初,遴选人才是行荐举还是开科举,徘徊不定,对科举成法持怀疑态度。洪武年间诏复科举,原其初心,仍然是想造就和选拔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人才。     

刘基与婺州文人

朱元璋主要是依靠淮西武人和浙东文人平定天下 ,建立明王朝的。而浙东文人中尤以婺州文人和处州文人居多。刘基是处州文人中的杰出代表 ,他与婺州文人中的宋濂、王、苏伯衡、张孟兼等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本文试图将刘基与婺州文人的关系作一叙述 ,以期人们对刘基的交游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试论朱元璋效法刘邦

在我国封建社会众多的农民起义首领中,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统一王朝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他们在建国前后所推行的政策,措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意识的仿效?如果朱元璋确系有意效法刘邦,那么他为什么要效法?这种效法有何利弊?本文拟作一探索。一和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朱元璋参加起义的动机是为了求生存,他是被迫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的,并不像一些封建文人在朱称帝后吹捧的那样,似乎他自幼     

刘基至正六年干谒事迹考论

刘基性情耿介自负,在元季四仕四辞,皆以位卑不足以成事,及与上司不合之故;后佐朱元璋成就帝业,在朝亦不交结联络,恋栈权位.然而,至正六年,在他人生盛年,却有一次不同寻常的干谒活动,与其性情似颇不合,十分耐人寻味,而迄来均未有深入之论.因此,对此次干谒事件深入考辨,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刘基的性情、人生,尤其是其弃元仕明的心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