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是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其投资方式、资本技术含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相应地,其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行业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不同。食品行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早的行业,也是中国就业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就业的影响,利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级区域食品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数量贡献最大的是食品加工业,其次是食品制造业,而流入饮料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没有正向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辽宁产业结构的数据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的三个产业的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辽宁省各产业的GDP就会提高0.46个百分点。虽然FDI的流量对三个产业的作用大小相同,但FDI的存量对三个产业经济增长作用大小却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为此,辽宁省应通过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新形势下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又好又快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2000－2008——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

2000-2008年是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间建立优惠贸易协定也显著推动了出口增长,尽管其显著程度较其他变量有所降低,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的推动作用有待商榷,而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外需是对中国出口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增长1.6%,进口国关税水平以及进口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则对中国出口形成显著的阻碍效应,进口国关税水平每提高1%,中国出口额将减少1.17%,地理距离每增加1%,中国出口将下降1.11%。中国吸收外资进入出口部门的比重较高,外资投入制造业领域并将产品在全球分销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模式。鉴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和整体经济的重要性,中国今后仍应当继续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但要拓宽新思路,并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     

开放经济条件下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扩展索洛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国1990～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其中国内投资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口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且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小.     

FDI与中国制造业的污染问题研究——基于制造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东道国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往往是外资进入的一个重要诱因。通过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行业的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引入的外资并没有集中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相反,外资的流入反而有利于改善制造业行业的污染结构。为此,中国应该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新能源、新技术及清洁型行业,继续扩大引资规模,充分发挥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外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于FDI视角的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

通过计量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开始出现减弱的趋势,今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应由数量向质量提高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尚不明显,这并不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而是由于特定的条件导致其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积极鼓励并扶持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是加速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与研发对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上海市1995到1997年3年间26个工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研发(R&D)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既有互补效应,也有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使得企业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提高缺乏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基于服务业14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2年我国服务业14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低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不理想。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流入,许多学者批评起外资的负面效应,如技术含量偏低、技术扩散效应不显著等.本文分析了各阶段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效应,并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总体效应由以总量增长效应为主转变到以产业升级及技术外溢效应为主上来.     

广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计量经济的研究

利用2003～2009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对广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进程后,广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广西的外贸依存度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虽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提高,从而间接地促进广西的经济增长.     

FDI的异质性与工资水平的空间溢出——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是评估外资进入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以2008—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市工资水平为切入点,从产业链位置的视角考察了外资异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被投资地工资水平的提高,但空间影响效应随外资类型各异。基于外资位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位置,从外资项目类型来看,独资类FDI对工资水平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独资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外资性质来看,鼓励类FDI均抬高了地理邻近地区的工资水平,允许类和限制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基本为负,这为我国研究制定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与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两者之间不存在"U-型效应"。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显著受到劳动力低成本的影响,这也是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模式的显著区别之一。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三维效应”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引力模型,以1982—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人民币对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外商直接投资减少1.63%;从地区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同的;从行业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外资的减少。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注重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影响是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不利影响的关键所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行业层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行业贸易开放度和外资企业市场导向类型、行业市场化程度、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对外资溢出效应有较大影响.我们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行业的整体市场化程度,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     

加入WTO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

中国加入 WTO,将更有利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并会出现一个新高潮。中国入世 ,一是表明中国承认并遵守 WTO原则 ,将增强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 ;二是中国市场有巨大吸引力 ;三是外商不会以贸易替代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四是在未来十年 ,适逢中国加快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外商来华投资将会今发生较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与中国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2000-2011年期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碳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工业行业碳生产率的总体特征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碳生产率的差异,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对中国工业行业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最高;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地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而会降低资源密集型行业碳生产率水平;研发投入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碳生产率均有积极影响;行业的资本深化有效地提升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而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影响不显著。     

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但是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产业差异及其政策调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外资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对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2年省际数据,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效应模型,在考虑地区差异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产业FDI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的社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区域发展水平和外资吸收能力不均衡背景下更为显著。为此,应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为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