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当自文本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更无"哲学"这门学科;近百年来自"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表明,文本和范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从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范式从来就是从文本当中来的.强调范式从文本当中来,并不是说范式没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并非否定范式的重要性,而是更着眼于范式与文本的融合性和切合性.正如经典文本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范式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将“功夫”引入哲学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要将它纳入西方主流哲学狭隘的框架,便会丧失其独特性；而保持其独特性,则难以摆脱其游离于哲学之外的命运.要打破这一魔咒,必须将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引入哲学,参与哲学的“立法”.宋明儒家常用的“功夫”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能够将实践与主体的转化及修炼的方法等层面结合起来,克服西方主流哲学执著于理性认知而忽视实践指导、把行为仅仅看作主体选择而忽视人的自我修炼这两大盲点.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哲学的发展:功夫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的视角或取向,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也可能引导出包括功夫伦理学在内的一系列功夫哲学理论.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灵光烛照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利玛窦《天主实义》、龙华民《灵魂道体说》、马勒伯朗士《对话》解析

从1595年至1708年,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3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代表作: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和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这3部著作,皆从基督教哲学的观点,畅论中西哲学之异同,阐明中西哲学在探索万物本体、推究善恶之原等基本思路上的一致性,揭示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微妙差异。其中所蕴涵的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生之必然性及关于中西哲学之共性和殊性的认识,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今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多彩的雅典娜————论哲学的希腊性问题

在文化圈的视野下,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哲学的起源,我们不可避免要涉及哲学的“希腊性”(Hellenism)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产生,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希腊人率先迈进理性思维的门槛,创造了哲学。如果专注于希腊哲学的发展和传播,那么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希腊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希腊哲学在保持了理论思维特质的同时,其内容和样式又多样化了。如果专注于一般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希腊性问题就是哲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整个世界,随着各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希腊哲学必将继续与其他民族文化相遇,产生新的哲学。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能动选择与运用,是文本与诠释者的互动。实践性和缺少全面详细地阐述自己基本观点的文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它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从客观方面看,中国人是以苏联哲学为中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的;从主观方面看,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领袖的个性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三种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7—1949 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1949—1978年,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左”的思想日渐占据上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唯意志论的特点;1979年以后,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特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形成之中。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