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拟律令职官:五代宋初特定使职的品官化

唐前期实行律令体制,官员享有的待遇和特权基本依据律令。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大部分使职享有的特权和待遇需通过散官、本官阶或带职来确定,此时的官僚等级序列是二元体制。五代宋初,文武官、内职、军职三类职官中的使职逐渐品官化,可依据使职本身享有俸禄、班位、荫补、当赎等待遇和特权。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序列,通常由有官品的职官和品官化使职共同构成。从翰林学士、藩镇使职的品官化可以看出,品官化后的使职既可以是纯粹阶官,也可以是有具体职掌的职官。在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使职品官化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环节。     

“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     

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西汉时期的"校书"只是一个职位,是由他官兼领的工作。东汉的"校书郎"是由"校书"职位和"郎"官位组合成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本质是郎官,也就是以郎官去领校书。虽然东汉有校书部这样的机构,但并不管理校书郎。魏晋新设的"秘书郎"本来是取代校书郎从事校书工作的官员,但由于门阀社会的成立,秘书郎异化为高门大族的起家官,当官而不任事。对于这种情况,南朝继续采用以他官领校书的老办法,北朝则在秘书郎下新设校书郎以从事校书工作。两汉的他官领校书与北朝以至隋唐的校书郎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专家治专学,后者可能只是从事简单的文字校对工作。对"校书"从职位到官位演变过程的个案考察,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官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从战国社会制度的变化看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导致了贵族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其一,各国国君先后称王,国君称号的变化导致嫡庶妻等级婚制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君嫡妻由夫人改称王后;其二,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导致了嫡庶妻等级婚制功能的变化,除嫡长子继续承袭王位外,余子一般不能再分到封邑,失去了原来的大宗地位,既不能“有采以处其子孙”,也不能再世卿世禄了。其三,官僚制度的建立使嫡庶妻等级婚制也呈现出爵制、品级的官僚化特征,以秦国最显著。其四,以官僚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王权的加强使列国出现太后摄政现象。     

明代文职升迁述论

明朝的文职是一个等级序列。等级的构成及前后变化,典籍中或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升迁是职官等级关系的具体体现,以升迁作为考察文职等级的参照,或可裨补阙漏。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方家。把文职看作一个等级序列,所谓升迁,即等级的改变。明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等级的构成比较简单。其后,等级的确定日渐繁杂,但品秩仍是最基本的因素。所谓品秩的确定日渐复杂,指其他各种影响的加入,如职掌轻重,居官内外等,于是有同品秩的升迁或高品秩官向低品秩职官的升迁,这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品秩为上下”的等级规定的修正和冲击。     

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卜宪群在 1999年 12月 2 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 ,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 ,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 ,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 ,行政文书的运转 ,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古代官僚制度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 ,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 ,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隋唐检校官制度初探

检校官制度始于北周,隋唐皆实行检校官制。隋及唐前期的检校官属实履其任的性质,即有职事而未正授之官,到了唐中后期则开始向假借官资转化,仅用来表示地位之尊崇和升迁之资。但无论前期和后期,唐代检校官的适用范围,既不以职任清要与否而区别,也不以内外诸司五品以上官员而划分,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的。唐后期予以整顿,渐次形成了自三公、三师、尚书左右仆射至水部郎的检校官十三阶。     

宋朝制置使考述

制置使之设始于唐代,到宋代成为一个普遍设置的重要职官,其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通过厘清制置使的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地了解两宋时期职官制度的若干特点,制置使性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时代特征.     

唐代的检校官

从实履其任和假借官资两部分入手讨论唐代检校官的任用范围、任用性质和意义,可以看出实履其任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前,内外诸司五品以上的特殊任用形式一般称为检校,性质相当于试用和权摄,待遇略低于同品正官。假借官资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后的使府中,虽不职事,但可据以累计官资,获得章服、班序和薨卒辍朝等特权。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在唐代的实施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是唐代选官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提出为解决唐代地方官素质低下、促进内外官流动及进一步提高中央官决策能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尤其是当内外官流动滞碍导致官僚群体升迁机会不平等,进而破坏了官僚帝国体制中选官制度所要求的公平原则的时候,这一制度的提出和落实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在唐代的不同时期,这个原则推行的着重点与实施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它的实施对解决官僚群体流动不畅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此后宋代复合型官僚士大夫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探究其发展变迁过程是考察唐宋间官僚形态变化的重要步骤。     

从官僚制角度反思《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影响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国际环境处于信息时代，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仍然应该是完善官僚制，而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逐步实现去官僚制化。2006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法律支持。但本文认为《公务员法》中的部分内容无益于中国公务员制度实现官僚化，主要体现在公务员范围扩大、委任制没有消失、拒绝“两官分途”以及人情大于法律规范等问题上。从官僚制的视角分析，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公务员制度进一步改革、实现官僚制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北魏太和新官制并未模仿南朝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政策,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北魏前期的新官制。太和新官制并不像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是模仿的南朝制度,实际上它是以汉魏西晋、尤其是西晋官制为蓝本,而又加以发展创造而建立的,它与南朝官制差别甚大。太和新官制影响深远,它基本上被西魏以及东魏、北齐所继承,而隋朝官制又主要源自西魏以及六官制度,所以也可以说,太和新官制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