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是社会保险系统的“免疫系统”。法律制度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所作出的设计和安排,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制度安排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和创新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问题探讨

公司治理是指股东与管理者之间权利配置与制衡的制度安排。本文剖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灵的制度和体制原因 ,说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设和完善 ,关键在于解决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流通问题和完善证券个人诉讼制度     

关于当前我国的券商制度

我国建立券商制度文明已刻不容缓。券商制度的安排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投资银行业务拓展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状况，应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上完善；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将“市场”还给市场。政府监管机制的制度安排是对现有市场制度安排的保障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凸显这一问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分析群体行动及其治理的无序化与组织化两种状态，引伸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化思路；其次对群体诉求表达的制度安排机制进行梳理，指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供给必须在国家基本制度和运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论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作用对转轨进程及转轨绩效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制度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转型经济中影响交易活动的"关系"规则、"指令"规则以及市场治理规则,详细论述了转轨过程中"关系"规则与"指令"规则对市场治理机制的替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结构失范问题,最后提出规范转轨经济中制度结构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及策略.     

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

贫困在本质上主要涉及维系生存的物质可获得性和个人获得发展机会和权利的公平性等问题,因此扶贫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而制度和治理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彻底清除计划经济的思维障碍和单一低效的扶贫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确立法律制度,完善政策体系,建设传递机制,实施扶贫计划,建立参与机制和加强监督机制等方式形成制度规范下的反贫困治理机构.     

两类监管制度及其效率分析

许多社会问题都与监管缺乏效率有关系。一项事业的成功在于监管制度的合理设计,而不仅仅是监管意愿或监管级次的问题。最优监管制度是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抉择。根据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监管制度分为平行监管制度与垂直监管制度。平行监管制度效率高于垂直监管制度,但只有由有效监管者组成的监管制度才能发挥监管效率。     

市场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创新

现代经济中的企业和市场相混合的特征性事实,使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市场治理结构作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来研究。考察宏观经济之微观制度基础的市场治理结构,可以在制度不既定和制度既定两种不同的分析前提下展开,体制转轨下的制度安排创新是在制度不既定的背景下实现的。本文在对涉及制度研究的一些经典文献作出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市场治理结构的重塑有可能会遇到的若干问题,将我国的制度安排概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研究了制度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要求的关联问题,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制度安排对契约制订、执行和仲裁过程的一般影响。     

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

环境保护制度安排的依据是弥补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以及相应的政府失灵。一般地,这种制度性安排包括"庇古税式"制度、"科斯式"制度、管制性制度和治理式制度四大类。本文着重阐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预防性、节约性、循环性环境保护思想,以及新公共管理、治理等新公共服务思想的影响下,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呈现出预防式保护、企业环境责任延伸、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论合作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从后工业社会的交往关系和行为互动机制出发,谋求优化社会整体的道德化方案。从人的行为需要规范的角度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可以发挥引导性的功能,使人在社会合作治理中增强自愿行为。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     

论制度道德环境

制度道德环境是道德建设的支点,是指以一定的道德制度和制度安排给社会公众提供道德养成和道德遵守的社会氛围。道德制度是构成制度道德环境的基础性要素;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是构成制度道德环境的主观因素。制度道德环境的建构依托于制度伦理的建设,并通过社会法制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和道德制度的规范化等途径来实现。制度道德环境应遵循社会正义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高校就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次研究是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高校就业制度安排以及该制度结构中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安排的变迁.解释了"统包统分"到"自主择业"的高校就业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分析了路径依赖造成的户籍制度变迁的障碍问题,以及诱导性制度变迁对人事制度安排的影响.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制度分析

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是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根源 ,本文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有关制度安排上分析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存在的原因 ,并提出了改进措施     

制度安排者决定制度演变

由于各种已有制度演变理论(通常被不够周延地称为"制度变迁理论")都不尽如人意,就需提出新的解释。制度作为组织制定的规则,会有增减和变迁这两种演变形式。制度既然是组织制定的,其变更也只能出自组织而非其他任何东西。组织制定和变更制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因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存在多种类型,使制定、变更制度的目的变得不一定是组织本身的目的,而是制度安排者自己的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者,均会在四个节点变更制度。同时,制度也会在变换制度安排者之后发生变化。因此,所有制度变更都是因为制度安排者要变。虽有五种外部因素会对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意图产生影响,但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既有制度究竟能不能变,尤其是究竟何时变和怎么变,最终还是得由制度安排者决定。     

论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

对所有渴望赶超先进的后发国域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是抓经济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是抓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抓制度安排后发优势有制度模仿和制度习创两种方法.那种认为后发国域只能搞制度模仿而不能有制度超越的观点是不对的.须警惕,后发国域所具有的制度安排优势不仅不会自动起作用,而且存在流失的可能.造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缺失、制度忌讳和利益掣肘.     

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制度因素与制度创新

在生态治理投入渐增的今天,内蒙古草原生态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恶化的速度。以往的研究和对策大多停留在浅层生态学层面,而深层生态学认为,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是草原生态恶化的根本,即草场产权制度延滞落后;草场有偿流转制度漏洞百出;畜牧生产激励制度有欠妥当;草场放牧制度弊端迭累;法律制度稀松筛漏。而当前生态治理缓慢的症结在于:重工程操作,轻科技依托;重个体,轻合作;重速度,轻效益;缺乏长期稳定的投入。未来草原生态治理在制度上应有所创新:落实“双权一制”,扭转牧民在产权问题上的心理错位;完善草原生态管理制度;建立体现生态公正的投入机制及保障机制;加紧完善和切实执行有关草原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     

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

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一个企业并存这两种制度,能否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的普遍性问题。从构建和谐企业的高度,运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和谐发展不仅必要的,而且可行的,关键是党政领导都要树立"领导即服务"的新观念,创新党组织的领导模式,完善公司治理的运行机制,对企业各种资源的配置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     

全面治理中的制度修复

中国的政治改革遵循着国家与社会双重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以逐步放权的形式赋予私人领域以生长的空间,并倒逼公共领域的透明化.同时制度修正与领域透明的过程中,治理无效通过诸如暴力、腐败、怀疑等病态现象逐步浮现出来;而为了社会安抚,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积极运作了一些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进而可能实现临时制度的常态化.因此全面治理意味着系统性的制度修复,既消除权力异化、强化信任,又要以固定制度逐步替代临时性的、拼凑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