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法律规范：内涵、形式与价值偏好

加强对政党的法律规范,是二战以后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现象。政党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正式规范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相关法律、专项政党立法四种规范形式,具有权威性、导向性、政治性、应然性等显著特点。由于旧情不同,不同的国家采取的政党法律规范形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政党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或统治者制定的。但在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或大党控制着议会多数;没有它们的同意或认可,任何的政党法律都难以在议会通过,政党法律规范实际上由执政党或议会多数党主导制定。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执政党或议会多数党的政治取向与价值偏好,这种价值偏好体现在对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政治取舍上。     

政党信任：内涵、结构及功能

政党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议政过程中体现的能力、素质、品性的主观评价、心理反映和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对政党目标的信心,对政党理念的认同,对政党行为的认可。政党信任从客体结构、表现层次、区域范围和历史形态四个维度构成不同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维护功能、政策执行功能和社会资本功能。     

政党意识文明及其标准问题

政党意识是指对政党的情感、观念与认识的总称,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现象与政治现象,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政党意识包括政党情感、道德与文化、理论（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有自我认识与外在认识之别．它与政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政党意识涉及“政党是什么、为了什么、干什么、如何去干”等基本内容,具有主观能动性、价值倾向性乃至阶级性等基本政治特性,但这并不能否认政党意识的科学性、正当性乃至进步性。从理论上看,科学性、正当性、进步性乃判断政党意识是否文明的三把标尺;从实践上看,政党意识是否文明,需要接受具体的实践检验,最终要以促进国家文明、社会文明、人的文明的成效为根本检验标准。     

社会规范合理性问题探讨

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形式合理性来看,它涉及社会规范工具类型的选择、技术手段的权衡和运作程序的完善;就实质合理性而言,它涉及对目的的选择和确定,以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一致性。在现实生活中两种合理性存在着内在统一与冲突,使社会规范合理性的确立显得十分复杂与困难。     

社会规范:多元、冲突与互动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与立法体系的完备并不呈正比例关系,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越发明显,从而造成了"越轨泛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偏颇,运用法律多元理论和位阶概念,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可以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这三种社会规范形成了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根植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移植于社会外部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十分脆弱,规范冲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变异、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建构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需要在"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强调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与交融。     

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五四精神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精神支撑,是激励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磅礴之力,也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五四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基本内涵：爱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进步振兴中华民族,民主保障人民幸福,科学推动国家富强。在明晰五四运动精神结晶的前提下,厘清五四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五四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有助于弘扬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即践行五四精神的爱国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保持五四精神的进取魅力,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继承五四精神的青年活力,焕发社会朝气;发挥五四精神的民主价值,汇聚社会力量;弘扬五四精神的理性价值,坚定科学信仰等五个方面。这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以及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社会规范领域中的义务与责任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其现实生活是一种社会生活。而人们的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则是需要约束与规范的。没有约束与规范,人们生活的有序性则成为不可能。由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社会生活需要多种不同的社会规范,而不能是单一的。单一刚性的社会规范会因过于严酷而使人们的自由受到侵蚀,而单一柔性的社会则又会因过于放任使社会限入混乱。一个有序的社会,其约束与规范必须是刚柔相济,宽严有度。但任何一种义务与责任都是一种历史的、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的。合理地确定人们的义务与责任,是确保义务与责任公平与正义性的必要条件。那么,确定人们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的大小与边界的坐标与尺度是什么?它就是人们所享有的实际权利。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平衡,是马克思主义处理义务与责任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论政党信任：内涵、结构及功能

政党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议政过程中体现的能力、素质、品性的主观评价、心理反应和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对政党目标的信心,对政党理念的认同,对政党行为的认可。政党信任从客体结构、表现层次、区域范围和历史形态四个维度构成不同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维护功能、政策执行功能和社会资本功能。     

网络政治参与:内涵与价值探讨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强烈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当代社会,网络化政治参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是柄双刃剑,它可以提供有效的政治训练、加速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可能因为无序、非理性的参与而影响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基础建设.     

政党制度与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基于政权组织形式的视角

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分裂、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政党制度的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视角,就是社会、制度和政党背后所体现的政权组织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它们对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我国以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建设巩固议行合一,实现了三者的相互契合与相互支持,从而巩固了我国的政治体系.     

社会公正:现代政治文明的首要价值

资源的相对稀缺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冲突的背景,也使得社会公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社会差别与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社会公正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社会差别,而是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合理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社会公正是政治结构的首要责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较之以往更加公正的社会。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手段或工具,是藉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突显国家权力、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的象征符号.城墙主要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城市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身基本适应礼制的需要,从而也被赋予了某种"文化权力".总之,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定位与建设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指的是我们党尤其是党的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品质、政治情感、行为习惯等。党内政治文化在党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党内政治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精神动力,为党内制度建设提供价值导向,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思想保障。当前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着封建残余影响、西方文化渗透、市场经济环境影响等诸多挑战,需要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构建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反躬自省,敢于铲除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传承创新,精于挖掘与弘扬党的优秀政治文化;吸收借鉴,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     

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

本文以网络经济形态为研究背景,尝试探索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网络治理的基本内涵、结构、机制以及应用领域。本文认为,网络治理的核心属性是有关网络化背景中经济主体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网络组织之间的决策科学化问题、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网络组织自身的决策科学化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网络治理相比于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这样的组织交易模式,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为经济主体创造价值的路径和机制。     

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高风险性 ,迫切需要加强对社会风险的研究。要研究社会风险 ,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风险。研究风险有不确定性和损失性两种视角 ,风险的本质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的内涵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更具体地说 ,社会风险是由个人或团体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本文在解释社会风险成因时 ,提出了自致性损失与非自致性损失、有补偿损失与无补偿损失这两对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