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谈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应该是四十年来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运动的综合述评和经验总结。它一方面要完整地反映现代文学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全貌,一方面要系统地、科学地阐明现代文学史发生发展的内部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学更迅速的发展服务。探讨和寻求一个最科学的分期的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构建——评冯光廉先生的学术贡献

冯光廉和他带领的青岛大学学术团队,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步：第一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写出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概论;第二步,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进行再认识,写出了三部系列性史著;第三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体式流变进行梳理,写出了关于中国近百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体式的流变史等五种系列性著作。冯光廉是这一系列著作的总策划人、总设计师,他为诸多著作所撰写的序言与跋,深刻而清晰地阐释了诸多系列研究的要旨和意义,提出和解决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他的研究既有鲜明的理论建树,又有细腻的文本分析,能在细微处挖掘大精神。同时又能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置于关于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思考基础之上,有着浓烈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闪现着他所崇敬的鲁迅遗风。     

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重新认识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这场讨论.一方面,讨论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自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学术意义的分化和调整,另一方面,它又始终无法克服那种与丰富的文学史事实彼此隔膜的状态.这都是因为我们过分倚重于西方的思想发展潮流,同时又以过分的理性概念追踪的方式漠视了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存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的真实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追问"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在成为研究界的重要话题。但在充分肯定其意义的前提下 ,我们却有必要检讨这一思潮可能存在的“问题” ,同时反思它的“方法” ,这才是我们推进学术发展 ,同时也是真正加强文献史料工作的健康态度。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综述

5月23日至25日,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重庆召开.与会代表探讨了发掘、整理、甄别、解读等与文学史料研究直接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刊杂志、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

但凡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深入,数字资源日益普及,国内外现代文学界在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文献或史料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现代文学文献学概念体系,文献整理规范、文献深度发掘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关联等方面的重要议题,也还有深入商讨的价值。基于此,2016年4月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中国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共同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诸多议题进行深入商讨。来自国内外四十余个学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六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日前,不少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已经见诸多种重要的学术期刊,我们也特意组织了这次“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笔谈专栏,作者共六位,从“30后”到“80后”,依序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福春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易彬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王贺博士(未参加此次会议)。其中,洪子诚、刘福春两位学者的论文是以会议发言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的,其他四位则都是专门另写的。相信随着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相关论文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煤矿歌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态史料

煤矿歌谣是近现代历史时期中国煤矿工人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集体创作的韵文作品;是广大矿工劳动状况、生活境遇的客观反映;是他们思想情感、愿望要求和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直接表现;是他们集体智慧和创造力的艺术结晶;它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信度较强的原生态史料。煤矿歌谣伴随着中国煤矿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真实记录了中国煤矿工人的心理轨迹、思想感情和斗争精神;表达了他们对当时社会、对职业、对自身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它对于历史学、社会学、行为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中国煤矿歌谣,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煤矿历史的小百科全书,展现出一幅形象的中国煤矿历史画卷。     

萧红作品主题初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女作家用她们敏锐的观察力,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她们的名字也永远地刻在了中国文学史上:冰心、丁玲、庐隐……崛起于30年代的女作家萧红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撮要

2004年 10月 13日—16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洛阳两地隆重召开。来自全国 30多个高校、科研机构的 70余名学者,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文献的版本汇校、辨伪辑佚,文献发掘与文学史的叙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坦诚的研讨和对话。一、关于文献发掘、整理与研究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研究对象出发,指出了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以及各自在文献研究中的新发现。黄修己 (中山大学 )对史料派和史论派…     

文学史写作中的他者问题--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他者"问题的思考.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横向的共时轴上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这两个"他者"因素,在比较中完成对"文学性"和"民族性"的更好认识;在纵向的历时轴上,作为历史的"绝对的他者"的我们,应该在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把握.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史观--评王铁仙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引发的效应至今不绝.陈思和在提出"新文学整体观"之后又与王晓明共同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新意迭出的各家论述着实让现代文学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些论述不仅在改变着细节上的表述,而且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当我们将远古至明清一股脑儿地叫做"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怀疑1917年之后三十年文学的分量能否成为一门与之相对的学科?于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文学的起点与终点开始重新打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命名的合法性的讨论也日趋公开.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相比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进展，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方面的成绩无疑更为坚实。但是，在学者们对其起点、历史分期及其特征等问题不断的争议声中，文学史书写与叙述的创新变得异常困难，虽然如此，因受最新的西方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相继涌现出“海外汉学热”“思想史热”“文化研究热”以及“现代性”理论统摄下所建构的诸多学术成果。在诸种研究思路、取向中，不那么受人注意的是一种“文献学”的思路。这种思路虽然并不排斥新的理论、方法，但它更多地希望继承中西古典学、文献学学术传统，以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考据之道切入现代文学之研究，其要旨在视文学文本为一文献史料，进而发掘并利用新的文献史料(原始资料)，综合既有的原始资料、研究(二手资料)，对现代文学作出新的论述。     

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史料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学论争是最为复杂的.由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观念左右文学史的研究,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评断文学发展的脉络,因此,在这种语境中,长期以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成了新民主主义史的佐证与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大多以武断的言论予以评判,以先人为主的观点按图索骥式地运用史料,上纲上线式的分析使文学论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使某些原本仅仅由于文学观念分歧导致的文学讨论、文学论争,常常变异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甚至连当时朋友问对于文学的切磋,也上升至阶级视阈进行审视、评说,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心态更加剧了文学史研究的偏颇,尤其在对于史料的研究中,缺乏论从史出、回到历史原点的研究方式,而往往采取本末倒置的方式,先定性质再找材料,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论争的评说缺乏学理性与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