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主体的两个维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非所有的人民主体都能够成为法律主体。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理性经济,使人民具有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能力,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法律主体,以逐步实现法律主体与人民主体的统一。     

农村纠纷解决途径与机制——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法治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纠纷有法律及非法律的解决途径.本文着重阐述在法律与非法律解决方式之间的吸收、转化及异同,关注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传统文化与法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引发对解决农村法治问题的思考.     

“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民间法"必须实现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提出"民间法"研究的不同视角,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参与者无论在类型上、参与方式上,还是在含义上均有别于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法"中的法律关系主体.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中的社会关系主体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明确"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是关于"民间法"含义的最好的说明方式,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以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法律的完善细化应关注民间法

法律的完善细化是法制完善的基础和标志,民间法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习俗、规范。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得首先完善法制,而法制的根基在哪儿,答案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民间。本文从法律细化是法制完善的前提和基础,民间法对国家立法的意义。论述了我国法制的完善细化工作不能脱离我国的本土,应重视本土的研究。只有这样,法律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才能为人们所遵守和执行。     

法治与革命意识形态

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这一重要意识形态基础的冲击,主要来自两大挑战,一是“后意识形态”思潮对于法治国家政治倾向性的冲击;二是社会主义失误而造成的对于革命意识形态建设性的怀疑。因此,把握当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乃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一项极富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的工作。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法治的理性思辨--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

作者着力对《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一书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论,认为该书研究视野开阔,实现了西方学理与中国实际的巧妙结合,继承与超越创新,突出了对民间法和乡土社会法制的关注。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

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中国特有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必须探讨如何把握中国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对法治过于形式化的批判倾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在自身的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存在着文化的流动,因此,一个国家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其表现为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这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来看,治道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这也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流动中所表现的特殊性。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法治的主体

在法治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似乎习惯于接受所谓"通识",如几乎所有论者都认定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高于政府"。然而,对于"法律为什么应当高于政府"以及"法律为什么能够高于政府"等问题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而如果没有对后两个问题的追问,则"法律应当高于政府"能否成立是很有疑问的。那么,这个论断是否真的仅具有道德吸引力但却不能成立?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法治的主体问题:如果按照认识论意义上(也是当前通行的)主体理论模式,则逻辑上的结论就必定是法律无法因而也不应高于政府;但如果按照本体论的主体理论模式,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证立此一命题。     

民间法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进路

由于法律人类学进路对国家—社会框架做单一的支配性的理解,使得研究往往停留于对民间法运行较为表层的分析上;同时对法律社会学价值基础也没有认真检讨,未对中国当代自身的价值理论做认真研究,存在思维在西方传统模式中摇摆的情况。虽然当下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法乃至整个法学界研究都有所贡献,但其所开放出来的问题还没有为学界于足够的重视。     

侵权行为法与法治

侵权行为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侵权行为法与法治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侵权行为法的功能体现了现代法治的价值，其功能的实现是法治社会运行的重要保障，完善侵权行为法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步骤。     

民间法于法律漏洞补充中的功能探析

法律漏洞的出现作为在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实,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方法加以补充。本文探讨了民间法在法律漏洞补充中的适用依据、性质和司法功能,认为民间法作为一种既有的漏洞补充素材,对于法官面对法律漏洞时寻求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填补法律漏洞进而实现诉讼两造的接受、降低司法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治的文化诠释

“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