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戏剧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

"九一八"文学中的戏剧创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光辉的一章。"九一八"戏剧的出现促使中国戏剧发生了现代传播意义上的转变,这表现在:首先是题材上的共鸣和活跃的话剧演出推动了中国新剧的传播与普及,使舶来品的话剧成为中国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形式上的革新使话剧的受众发生社会阶层性的转变,推动了旧剧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九一八"戏剧是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戏剧走向成熟的开始。     

作为"共名"的文明戏——文明戏的类型和形态

"文明戏"作为戏剧名词出现于20世纪初,渐渐消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间,不少戏剧现象都被指称为文明戏.据史料分析,文明戏可大致分为清末改良京戏--文明新戏;清末学生演剧--文明新剧:清末民初职业化文明戏--新剧;民国初年天津戏曲--文明戏等.此外,在民间,也有把现代戏曲、话剧、歌话剧,甚至全部现代戏剧称为文明戏的现象.各种文明戏的共同特征是其宣教功能,文明戏在演出形态上的表现与这一功能紧密相关.     

“唱”与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之路

"唱",作为中国戏曲的主要舞台手段和呈现方式,在新潮演剧当中首当其冲成为革新的对象。"废唱"曾经成为"新剧"形态发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或者说,"唱"之存废不仅隐含着新旧戏剧观念的尖锐对立,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因。从而,新潮演剧一方面是在趋新求变中轻"唱"重"白",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唱"戏的传统的制约,表现出一种混杂型的演剧形态。并由此而对于后来中国戏剧的形态演变及发展路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论“五四”话剧中的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

在"五四"话剧创作中,以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为文本参照的模式剧与译编剧是重要组成部分。从时代与现实背景上看,这是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五四"剧作家群体主客观局限性的现实折射。从具体的创作趋势上看,基于"五四"剧作家创作热情与反映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考虑,它又经历了从对西方话剧进行部分移植的模式剧向全盘借鉴模仿的译编剧的转变过程。"五四"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对西方戏剧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为"五四"话剧的原创性创作起到了有益的示范作用。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初期形态

文章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探讨了语言变革的要求如何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基本形态,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中国现代戏剧是伴随着当时新出现的新的话语资源、新的话语方式而诞生的,从文明新戏等戏剧创作开始的戏剧语言的革新和变化,为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去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文体发展的动因.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戏剧存在形态与特色守护——论“电子传媒时代”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取向

中国传统戏剧的当下形态,是不断"延伸"的"传播媒介"累积而成的。从"传播媒介"视角入思,可以把传统戏剧当下存在的形态,分成存在于舞台演出中依赖"示现媒介"传播的"示现"型戏剧、存在于剧本和曲谱中依赖"再现媒介"传播的"再现"型戏剧和存在于影视胶片、网络数据中依赖"机械/电子媒介"传播的"机械/电子"型戏剧三大形态。审视中国传统戏剧传播媒介的"延伸"过程,可以总结出三条对于积极思考传统戏剧当今发展有启发意义的结论(:1)中国传统戏剧的传播媒介是从"多个"源头"延伸"出的"多种"媒介的融合(;2)中国传统戏剧不断延伸的传播媒介中,有一条贯穿"媒介延伸"、可以消弭媒介冲突、实现媒介融合的"红线"——让传统戏剧"示现"性演出的艺术魅力更饱满地释放出来(;3)"延伸"的只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传播方式,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内质"并未随传播媒介延伸而"更换"。由此提出:在当今这个"电子传媒时代",在积极适应新传媒的同时,守护住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内质",不断推出让中国传统戏剧"示现"性演出的艺术魅力饱满释放出来的新剧目,才是攸关中国传统戏剧未来发展命运的头等大事。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其原因,一是政治上的激发,二是戏剧人的觉醒,三是观众的选择。其变化与发展分两个阶段:戏曲改良时期和新剧(话剧)的产生。二者相互影响、学习、借鉴,逐步形成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建国后,政治的需要向戏曲提出更高要求,现代戏应运而生。艺术不得不向政治靠拢,其发展受到束缚与限制。改革开放时期,戏剧创作获得了向本体回归的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学理论范式

一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人们也逐步认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代化．而同时也是社会形态本身的现代化。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可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之间的结构性整体变革。如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中，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得到了清晰而准确的表述，成为全中国人民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未来生活的基本共识。可以说，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是实现现代…     

“新潮演剧”: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清末民初的中国剧坛,以"新潮演剧"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新潮演剧"不仅蕴涵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各种文化矛盾,而且以此为起点,显示了中国戏剧审美现代性的确立。从而,在艺术精神上,表现出传统教化意识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诉求;审美形态上,形成了话剧与戏曲的二元对应。从而,以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为开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审美与功用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结构,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中国戏剧的历史走向与逻辑进程。     

论近代传奇杂剧语言变革的三大趋势

近代传奇杂剧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戏剧从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过渡转换的显著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在语言形态上 ,近代传奇杂剧的变革主要呈三种趋势 :报章体语言向传奇杂剧日益深入地渗透 ;西学东渐对传奇杂剧语言愈来愈明显的影响 ;方言在传奇杂剧中的运用比以往更加频繁。这种语言形式变革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出传奇杂剧最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和重要价值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

日本的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给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描写是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心》中的"K"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知识分子,是集东西方文化素养于一身的"海陆两栖动物",但由于过于执着于自我的实现而陷入神经衰弱,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K"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古代放逐作家“不遇”情结的心理表现形态

"不遇"情结是我国古代放逐作家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以古代放逐文学的鼻祖屈原在《离骚》中抒发的因小人谗毁、君王疏远,其"美政"理想无法实现而怨恨哀伤为发端。其后,历代放逐作家都将其演绎发展。尽管这种"不遇"情结在不同时代,不同放逐作家中有不同的心理表现形态,但由于这些放逐作家大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背景和类似的个人遭遇,因而,他们作品中表现的"不遇"情结在心理形态方面大都趋于一致性,这就是都表现为哀时命、斥君佞、表孤寂、立傲志等典型的心理情绪。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

开放的民风、迁徙的人生与儒家传统的丰厚积淀相融汇,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宝贵、丰富的资源。在这种创作资源的开掘中,境外鲁籍作家提供了"现代性的中国化"的丰富经验,从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拓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动的状态,深化丰富了"乡愁美学"等文学形态,而他们的"越界"写作是传统在迁徙中变化的结果,尤其使战后出生的境外鲁籍作家的情感想象力、艺术创造力都前所未有地爆发,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观。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