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

文章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和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诱发离婚、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熟人社会的确证及其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一种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

新熟人社会是对熟人社会扬弃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理想类型,其存在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结构的网络体系之中,去除了旧身份社会、异质社会等社会中存在的畸形、病态问题之后的新熟人社会.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不仅为确立诚信法则搭建平台,而且能够弱化社会中的不和谐因子,为建构和谐社会创造现实条件.     

“熟人社会”前提的社区居民环境行为

在已有的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基础上,通过对南京混合型J社区和单位型C社区的实地调查发现,两个社区居民在教育、收入、社区周边环境基本相同的背景下,居民环境行为在私人生活部分相似的情况下却又出现公共场合环境行为表现、环境意识转为环境行为两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现象。在分析两个社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提出熟人社会的约束作用和归属感是导致两个社区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分异的原因所在。     

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决策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博弈框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现行农村基层管理制度下,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合作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不足的重要渠道。文章重点建构农村社区成员参与合作供给行为的微观决策机制,强调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场域,嵌入在“熟人社会”的特殊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社区成员的交互行为,进而使农村社区成员的合作供给行为免于集体行动困境。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熟人社会、抱团取利与中国民间金融的稳定性发展

权衡中国民间金融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支持民间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论述也较为充分。但是,由于对民间金融的社会性歧视,民间金融的长处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中国民间金融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利弊得失及如何在现代金融体制下规范其发展的层面上,而应当深入研究其内在结构、制约因素、运行规律、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其意义不仅有利于民间金融的生存与发展,也有利于官方金融业的改革与完善。文章以中国地下钱庄为例,分析了民间金融稳定运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外部环境、社会圈及盈利模式,认为熟人社会是中国民间金融稳定运行的基本社会圈,高回报行业的存在是民间金融稳定运行的激励机制,诚实守信与集体驱逐是民间金融稳定运行的约束机制,抱团取利是民间金融稳定运行的基本获利模式。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     

嵌入性与中国社会的伦理场域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与界定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又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现代深深地嵌入在传统之中,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和支配。伦理场域是中国人开展社会行动的依托,行动者在伦理场域中占有位置、施展策略、获取资源。因此,伦理场域是理解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和谐社会理念的思考

和谐、正义是中西方学者从古至今追求的理想目标,形成了包括马克思和谐社会理论,诸如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冲突等在内的众多理论,这些理论成果不失是人类的一大思想宝库。然而,当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社会矛盾的传导波及性出人预料。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例。由此社会的和谐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把握物化时代的基本特征,正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倡导＂中国模式＂的和谐社会理念,人类社会在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为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从消费社会的兴起入手，概述了全球性消费社会的形成过程，梳理了西方消费研究的早期探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并初步探讨了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对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借鉴意义。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与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使我们国家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三位一体的总格局,变为同时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四位一体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生活,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要使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得到提高,这也是“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受到欧洲价值观和“北京共识”的严重挑战的一个原因。因为“北京共识”提倡的是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不要市场社会,同时还要引导市场经济,尤其是要用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去引导和塑造市场经济。     

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上)

社会公平和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下)

社会公平和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国家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计划体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结构封闭、凝滞。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但其形成的一系列僵化体制对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产生了不良影响。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族网络及其社会意义

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配之以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使得家族网络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立并由之所否定的东西,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当性和合法性。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亲族伦理制度．通过自身的结构运作塑造着一种团结形式,为个体成员提供着社会性支持作用,恰时西方的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形成某种程度的补充。和谐社会建设要重视传统家族网络及其伦理文化的社会意义,与时俱进,设计出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举措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方不失为明智之举。     

虚拟社会的属性及其治理路径探析

虚拟社会作为现实社会在网络中的镜像,拥有虚拟实在性、匿名性、开放性、共享性、自律性等特性。其与现实社会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即它们在社会基础、社会关系和主体活动等方面有差异,但二者彼此互动统一于人类社会。基于此,我们认为,应从建立虚拟身份证明制度、构建虚拟伦理秩序、健全网络信息防护系统、完善舆情疏导机制等方面寻求治理路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阐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所有领域和与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一致的普遍属性,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外延式"的解释和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要求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重点领域和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区别的特殊性质,以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式"的认识和解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雇佣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自主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巩固完善的紧迫任务.只有增强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主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