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对道德评价中的自我性道德评价,社会性道德评价是评价者对自身以外的他人、群体、社会进行的道德评价,因而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与其他有关人事的社会性评价相比,社会性道德评价具有大众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无程序性和无责任性的特点。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标准即各种道德规范;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实有方式主要有暗评和明评两种;社会性道德评价在客观上兼有道德教育和社会赏罚两个方面的功能;社会性道德评价对人的导向效用,取决于三种社会条件,即是否是熟人社会、是否是一元文化和人们是否具有较强的道德感。由于传统社会具备这三种条件,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高。而现代社会由于既不是熟人社会,也不是一元文化,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呈下降趋势。不过这个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采取举措就能恢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同学群体与诚信机制

诚信既是传统道德又是现代美德,传统社会维护诚信规范的社会机制是儒家的一元文化和熟人群体的功能。毕业之后的同学群体是现代社会的初级群体,也是现代社会的熟人群体。现代社会的同学群体具有维护诚信的强大功能,同学群体的这种功能不断地由潜性功能转变为显性功能。     

“转型交易”的道德根源——基于ZGC电子市场的实地研究

市场中的经济交易和道德原则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文献考察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离不开道德原则的支撑。对ZGC电子市场的准民族志考察发现:本应以理性化、契约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这里却呈现出欺诈的面孔———在陌生人之间频繁发生转型交易,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交易模式广泛盛行的道德根源是:熟人社会中基于儒家伦理的亲情原则、差序格局思维等传统道德因素的在场与倡导理性、平等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的缺席。针对转型交易现象的市场道德重建应该是使传统道德原则在新条件下更好地发挥约束作用,陌生关系熟悉化就是这种道德重构的有益尝试。     

孝道论析

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变迁中,居于传统社会伦理价值体系核心地位的"孝"的观念和实现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熟人社会的宗法组织、公序良俗、舆论压力等社会约束机制作用正在逐渐丧失,而陌生人社会良性运转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律制度规范远没有形成。在当前老龄化社会治理中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方式仍是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导路径,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社会"孝"可以实现的原因、现代社会"孝"的实现存在的障碍因素,探求当前弘扬和实践"孝"的美德的有效路径。     

新熟人社会的确证及其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一种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

新熟人社会是对熟人社会扬弃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理想类型,其存在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结构的网络体系之中,去除了旧身份社会、异质社会等社会中存在的畸形、病态问题之后的新熟人社会.对和谐社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不仅为确立诚信法则搭建平台,而且能够弱化社会中的不和谐因子,为建构和谐社会创造现实条件.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是社会交换的两种基本类型,人情社会的交换属于延时回报的交换、模糊回报的交换、熟人社会的交换、依靠道德约束的交换、特殊主义的交换;契约社会的交换则具有陌生人社会的交换、协商一致的交换、精确的交换、依靠法规约束的交换、普遍主义的交换等特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多方面的区别。根据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作情感需求型、风险防范型、不当求利型三种类型。只有消除不当求利型人情社会,使人情社会仅在情感领域、契约社会在利益领域发挥其功能,我国才能从以人情社会为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契约社会为主导的社会。     

法治社会与人情社会

人情传统与法制精神并存是当代中国社会一大特点。本文从人情世故、熟人社会、关系社会、面子社会、人治传统与伦理社会等多重角度 ,分析了人情社会的特征 ,揭示人情与法制的冲突已成为现代化进一步深入的障碍 ,进而提出告别人情传统、走向法制社会 ,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思路与建议。     

儒学与中国基层社会重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概念一直是解释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范式。但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裹挟,我国中部地区的农村已呈现空心化的态势,乡土社会的主体缺席导致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无法呈现。在此背景下,吴重庆教授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吴重庆教授、姚中秋教授和吴宁博士重点讨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性及行动逻辑、熟人社会构建中的儒家价值、宗族和小农经济的正名、儒学下乡与基层社会的重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回归等话题。本刊辑要整理了此次对话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试论剪纸艺术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广泛运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由于其丰富寓意和独特造型,使包装设计别具风格,在丰富包装语言的同时也使传统民间艺术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道德支撑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起着引导、激励、支撑和保证的重要作用。从道德的主体性上看,荣辱观能够为人的认知提供心理基础,为人的意志提供精神动力,为人的行为提供价值取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支撑在于能够使人以真正的道德主体性身份把构建和谐社会与融入和谐社会当作自我完善的价值要求。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是18世纪启蒙运动重要论题。对此,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做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在道德主体问题上,这一群体立足于新兴商业社会,将致思的重心转向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及其行为,扭转了长期以来道德精英化的取向,推进了道德主体的平等化。在道德认知与认同问题上,他们纠偏了的道德理性主义阴霾,充分肯定了情感在道德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了道德认知的大众化。在道德的属性与规范要求问题上,他们还着力地申辩了与商业社会之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个体的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展示了道德现代化的美好愿景。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突厥语大词典》无形心意民俗管窥

本文对《突厥语大词典》中无形心意民俗(民众精神文化)的词条进行分类探讨,其中包括民间知识、民间信仰、宗教、迷信,以及民众的伦理观、道德观等,兼及部分口承民俗——传说和谚语,是通过文本民俗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尝试。     

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关于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之思考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民间信仰的复兴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变化之一。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复兴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同时也与当代社会关系密切。民间信仰复兴的背后说明,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人们还需正确看待与有效发挥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刍议蒲松龄笔下放生现象的文化内涵

放生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有着悠久的传承传统、广泛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它不仅是个人单独的行为,更是历代相传的社会习惯喜尚,是被大众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信仰或活动方式。它以独特的姿态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蒲松龄对放生现象情有所钟,小说集《聊斋》中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20余篇,其他文学创作样式诗文曲中与放生相关的材料也颇为可观。蒲松龄笔下的放生既包涵民俗的范式,也点染着佛家与儒家放生的因子,更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蒲松龄亲切和谐的自然观,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忧生爱民的人生观,标榜着蒲松龄一种厚实的生活姿态。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