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坚持作家的左翼立场。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玄论战”的二度超越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玄论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指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超越论战之两造,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原理,而且指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在更深刻更正确地回答那次论战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同时,弥补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缺陷,特别是扬弃了机械决定论的倾向,由此构成对"科玄论战"的二度超越,留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一笔值得珍视的哲学遗产.     

“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

一、从两个口号谈起提起历史学的应用问题,不能不想起“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古为今用”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是五十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是抛弃这两个口号的时候了。先说第一个口号。历史学属于文化的范畴,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正确性无可置疑。但除此之外,历史学还有其它众多的社会功能。作为上层建筑,历史学可以为经济基础服务,研究历史上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和关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历史及其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具有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黏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辨析——兼析关于奥巴马是否在“搞社会主义”的争论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有两种涵义:80年代前的涵义指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和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80年代后的涵义指美国在高水平的生活、低水平的税收和社会支出方面是特殊的,以及美国没有一个像欧洲绿党那样的新左翼政党。美国左翼参照的是前者,而美国右翼参照的是后者;参照标准的不同是左翼和右翼在奥巴马是否"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     

试评二十世纪初的“排满”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排满”的口号,保皇派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是汉族“仇满”,于是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然而,昨天的政治论战却成为今天学术上争论的题目。如何看等“排满”,如何给予评价,至今尚有分歧,有人完全肯定,有的否定,本文试就个人看法来评价“排满”问题。 笔者认为二十世纪初的“排满”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它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区别了。列宁教导说: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单独二孩” 你准备好了吗?

正2013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举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放开二孩"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错位的文学对抗--重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

三十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是以胡秋原、苏汶等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以左翼陈营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锋,胡、苏以文化自由主义的宽容性和审美性拆解对方的"武器论",左翼则以政治性、工具性规定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一方执著于文学的本体自由,一方坚守着文学的伦理自由.这是两种文学观念、标准的对立和碰撞,是一场错位的文学对抗.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话语批评是一门关于话语的整合性社会科学,它关注话语所体现的差异与不平等。族群语言身份是一个涵盖语言特征与族群特征的复杂概念。话语批评的基本信条是"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话语批评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本文以台湾文学中的"乡土论战",《1895》、《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为例,分析了台湾话语与文化性格中所隐含的种种忧郁与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