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afety与Biosecurity：同一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不同概念

生物安全是指防止由生物技术及微生物危险物质引起的生物危害，或者说是指防治生物技术及微生物生物污染。虽然biosafety与biosecurity都被称作生物安全，但biosafety强调的是防止非故意引起的生物技术及微生物生物危害，biosecurity则是指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故意的，如窃取及滥用生物技术及微生物危险物质引起的生物危害。一个将biosafety和biosecurity中割裂的各个部分以专题（生物技术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农林畜业及食品安全、危险病原体及生化毒素的管理、流行病及公共健康管理、生物武器管制与生物战的预防）的形式综合起来，使它们更有效率更有成效的、广泛的、可全球共享的生物安全理论框架已成为必需。     

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研究

快速发展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致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出现,人们在获益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这些产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的危害。本文重点讨论了转基因生物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在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安全保护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生物安全及其评价

广义的生物安全应包括人类健康、农业和环境生物(生物多样性)安全三个方面,而狭义的生物安全则主要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和生物入侵引起的生物安全两个方面。文章分别从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外来生物入侵两个方面探讨了生物安全问题,并就两者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生物安全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基因污染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 ,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 ,这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条约 ,它首次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 ,并将对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使国际环境法出现了一个新领域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价值理念、价值定位与价值追求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实质是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的忍耐力评价标准。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生物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特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本质在于通过风险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降低、消除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价值——转基因生物安全价值的需求,须尽快修正和弥补现有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立法之负面效应与不足,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必须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秩序为价值定位,以公共安全为价值追求。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全球治理时代,现代生物技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利益性和风险性等特征,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主要涉及个人、国家与国际3个层面.作为生物资源大国和粮食大国,中国应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生物安全观,从战略高度重视现代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关政策法律措施.     

从职业暴露及防护的角度浅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目的从职业暴露及防护的角度探讨基层专科医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步规范管理。方法对本实验室2009—2012年的职业暴露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结果发生职业暴露38例，工龄≤5年20例（52．63％）；锐器刺伤25例（65．79）；对暴露部位和环境物表消毒处理正确18例（36．84％）。暴露源感染乙肝病毒和不清楚21例（55．26％）。结论生物危害因子是实验室常见和重要暴露源，工作人员易发生锐器刺伤，暴露后对局部和外环境的正确处置率低。因此，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提高防护意识和正确处置职业暴露的能力，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     

动物方面生物安全的若干探讨

本文对有关动物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作了探讨.生物安全主要涉及到环境生物、农业和人类的健康这三方面.生物安全的外来威胁来自外来有害生物、生态入侵和外来转基因生物,通过对这三方面的阐述,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要求与系统思维

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是生物安全的根本价值目的和本质内涵规定,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意味着维持生物处于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自然状态,是自然界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社会成员和机构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遵循生物安全治理规律,协调好人与非人生物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治理活动。建构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需要广泛树立和应用综合性思维、网络性思维和全面性思维等系统思维方式。     

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思考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热点问题。《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解决国际转基因生物引起的损害责任和赔偿问题的法律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为此召开了三次缔约方会议，成立了损害和赔偿责任法律技术专家组。转基因生物损害的活动、范围、损害的范畴、责任者的确定、财务保证机制和法律文书是国际损害责任中最主要的问题。损害的活动包括转基因生物体的运输、越境、处理或使用，损害的范围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环境损害、传统损害和采取防止措施所需的费用。在财务保证方面，建立转基因生物国际损害赔偿基金。在法律文件方面，可以先制定一个无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然后再制定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     

生物安全犯罪的法益侵害与规制路径

随着《生物安全法》的实施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相关罪名的增加，生物安全犯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生物安全犯罪还存在着行为边界模糊、侵害法益定位不明、规制路径不周延等诸多问题。对生物安全犯罪进行规范化分析和功能解读，是刑法规制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提和客观需要。生物安全的侵害法益作为一种新兴法益，对其进行范畴归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生物安全保障的应有之义和根本目的，生物安全法益理应归属于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法益范畴。在规制生物安全犯罪的路径上，一方面为防止生物安全风险的无限扩大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刑法应当秉持积极预防主义，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应坚持多法衔接，构筑完善的生物安全犯罪防范体系，从而为保障生物安全起到保驾护航的法律作用。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广”之沿革及其文化涵义

两广、广东、广府文化之"广"有着历史的深厚积淀和丰富内涵。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即近两千年以"广"为主名称的沿革,论证以"广"指称岭海地域是种族性内涵与政治性含义相互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突出了以"广"字指称本地域的种族性内涵,从而揭示广府文化作为岭海文化主体的粤族特质。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基因编辑婴儿”人体试验中的法律责任——基于中国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学分析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非法人体试验的发生,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普遍不安和强烈谴责。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试验人员（以及其他有关"涉事人员和机构"）的法律责任予以确认和执行。我国现行法律（狭义）并无人类基因编辑人体试验的专门规范,在整体法秩序上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行政规章中规定了一些行政责任,但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对个人私自进行非法试验行为的针对性不足。在刑法上没有直接应对基因编辑、人体试验等生物技术犯罪的条款,如不能在解释上把"基因编辑婴儿"人体试验纳入"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的范畴,则对该非法试验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落实将面临困境。在民事责任方面,试验参与者（受试者）及"基因编辑婴儿"（和"基因编辑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有关损害的认定和评价存在规范上的困难。未来"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在基因编辑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以形成完善的责任机制,尤其要适度增强公法上责任的刚性,具体明确私法上的请求权基础。     

"叫"上位化的过程、动因、机制及影响

先秦西汉时期,"叫"的出现频次极低.东汉至隋,喊叫义"叫"的用例总数已略高于"唤";鸣叫义"叫"的用例开始出现.唐五代时期,"叫"在{喊叫}子域中的用例总数已跃居首位,但在{鸣叫}总域中,其文献分布率仍远不及"鸣".宋元时期,随着鸣叫义"唤""鸣""吟""啼"等的语素化,"叫"取得了{叫}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地位.明清至今,{叫}概念域基本上形成了"叫"一家独占的局面."叫"的上位化是子概念域两次融合的结果,子概念域融合的动因源自古今范畴化方式的改变,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也起了推动作用,子概念域融合的机制是转喻."叫"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之后,{叫}概念域的词汇系统大大简化.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冲击的底层逻辑在于,人类社会运行以人员聚集状态下的生产为基本模式,形成的全球网络在疫情危机中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人类社会需要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恢复全球化要素流动,并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技术进步是应对这一需求的直接方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具备在隔离环境下维持运行的能力,提供对生物安全风险更强的监测和预测能力,提升供应链安全,并且技术进步理论上驱动组织形态发生部分变革,这都有助于人类组织更好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促进全球化新趋势的产生。这种全球化新趋势包括更明显的地方化、区域化特点,以及中国在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新的全球化趋势将在地理空间层面和全球体系结构层面体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推动新的全球化趋势,实现更加均衡与安全的全球化。     

超越文士与讲学:《四库全书总目》的阐释学思想初探——以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权衡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阐释学思想,既是四库馆臣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国古代阐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臣多言及"文士"和"讲学":宋明时代的两类阐释者及其所代表的阐释模式,并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批判,意欲在超越的基础上寻找更为合理的阐释模式。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注解文本的批评之中,亦使用了这一组概念,成为研究其阐释学思想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