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乡人口划分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关于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1.城乡划分的主要标志。要科学地划分城乡人口,首先要科学地划分城乡的地域,即什么是城镇,什么是乡村。城市应具有人口集中,财富集中,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集中的特征,而农村在这些方面则具有分散的特征,特别是人口分散。这种集中性和分散性,可以用许多指标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城镇化

市、镇人口的统计口径直接影响到城镇人口的数量和城镇化水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所采用的城乡人口的划分口径是统一的,都是按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来计算的,因此,2000年"五普"的城镇人口数据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城镇人口数据之间的变化,没有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影响.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地域态势分析

在利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深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时,必须充分注意这次普查关于迁移人口调查统计口径的限定,尤其不能忽视以下两点:1、这次普查登记的迁移人口是指1985年7月1日常住地与1990年7月1日常住地比较.发生跨县、市变动的人.即不包括县、市内特别是县内城乡迁移人口.但以往有关调查研究表明.8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向市镇的迁移已经转为以向镇的迁移为主,而在向镇的迁移中又以就近迁入县内小城镇为主。这次普查因口径限定,未能充分显示这一重要特点。2、在城乡迁移人口普查数据的汇总表中,迁移人口的原常住地即迁出地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城市街道、镇、乡”划分,而现住地即迁入地按“市、镇、县”划分,由于“市”中除城市街道外还含有市辖镇和市辖乡,因此,上述迁出地与迁入地划分中的三类相应地域并非严格的同地域口径。在非同地域口径基础上求得的城乡人口净迁移数量难免会有一     

中国城乡划分与城镇人口统计问题

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人口的划分,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最初阶段,主要是从1953年到1962年,即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统计城镇人口的口径基本上依照1955年《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按城市的市区人口、郊区人口和建制镇人口进行统计的。由于这个时期的城乡划分标准比较符合实际,市镇建制又严格执行了城乡划分的标准,城镇与乡村的划分界线处于稳定状态;尽管这个时期也曾发生过城乡人口对流的大起大落,但并未引起城乡人口统计上的非正常波动。“一五”期间,1953年全国城镇总人口为7826万,到1957年增加到9949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3.3％     

中国城市人口划分标准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迈出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步伐,城市(包括镇)人门大量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1987年的3.97亿,在不到9年时间里增长1.3倍,实为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所不多见。然而这里的城市人口的统计系建立在市、镇建制的基础之上,市、镇设置增加城市人口跟着扩大,市、镇设置减少城市人口跟着缩减,客观上国家行政管理上的市、镇的设置成了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 这种划分标准有它合理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矛盾,目前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到了需要解决和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这就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并考虑到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制订出科学的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以将总体人口合理地区分为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我国城乡人口划分标准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乡人口比重反映着这一国家或地区的工农业发展水平,也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研究和分析国内外城市发展历程,进行横向或纵向对比等,都离不开城乡人口资料。因此,城乡人口本身概念、口径的统一和科学与否,就直接关系到有关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价值的高低。 2.城乡人口是国家制定市、镇(指建制镇、下同)区划标准、划分城乡社区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指标,也是制定经济政策,反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依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数量的多少和城乡社区的变动都关系到城乡人口比重问题。城乡社区的科学变化,实质上是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因此,城乡人口划分标准的科学与否,也就直接关系着城乡两大社会经济区域的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需要制定区     

关于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与建议

统一城乡人口划分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对国家决策部门、职能部门以及对教学、科研、国际间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乡人口划分和城镇人口统计方面主要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城乡人口划分标准变动较频繁,使各时期城镇人口数字缺乏可比性。城乡人口划分标准与城镇设置标准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国城镇设置标准先后已作了三次规定和调整,这对划分我国不同时期城乡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标准变动较频繁,加上统计口径不一,造成各时期统计出的城镇人口数字缺乏可比性。尤其1984年中央放宽设镇标准之后,使短时期内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以前均在20％以下,1982年为20.6％,1984年便增至31.6％,1986年更高达41.2％,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设置标准的变化。     

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从迄今国际通行的传统城乡人口划分原则和标准以及当今城乡界限淡化背景下城乡人口划分和统计的演变趋势两个方面,对2011年末中国大陆51.27%的城镇化率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基本上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不应因为城镇化进程中某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我国已有半数以上人口聚居于城镇、且拥有国际公认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的事实。文章还认为,我国现行的城镇化数据不仅没有高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反而存在着未能涵盖大量具有相当城镇特性、但仍未被纳入常规市镇人口统计的"准城镇人口",从而低估实际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改进。     

1949—1987年广东省的人口再分布

人口再分布就是人口分布的改变,在本文中,把人口再分布定义为:由于迁移、生育和死亡的区域差异,使各个分地区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比重的变化。分地区指的是广东的各个县、市,整个地区是广东省(不包括海南)。为了分析问题方便,本文按二种方式对广东省进行分区:第一,按行政区划区,共分十二个区。第二,以县市为单位,按境内有无海岸线划分沿海及内陆两大类地区。     

中国大城市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研究

劳动力参与率(以下简称劳参率)是测度劳动适龄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对劳参率的研究有助于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大城市由于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状况,因此,对大城市人口劳参率的研究,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求平衡有重要意义。     

广州严格控制市区人口规模的方针与政策

“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控制大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特别是控制市区人口规模。广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是具有二千多年古老文化的历史名城,是广东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心之一。广州市现辖八区八县,全地区总面积为16,650平方公里,总人口达698.9万。其中市区面积(旧市区)54.4     

张庆五教授户籍管理学术观点述评

作为户籍管理问题专家 ,张庆五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户籍制度史、户籍制度改革、户口登记、户口统计、户口迁移、流动人口管理等诸多方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史研究方面 ,他的成果为深入研究民国户籍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很好地总结了户口登记和户口统计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 ,主张应把市镇建制标准和城乡人口的划分作为两个问题分别考虑 ,主张改革人口管理统计体制。他认为我国现行户口迁移政策既有弊端 ,又有积极功能 ,认为我国现阶段通过户口迁移控制大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具有必要性。他认为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 ,以现行户口登记制度的基本原则为依据来表述流动人口的概念。他估算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特点和发展趋势。他依据乡镇工业的发展状况 ,乡村城市化的要求 ,鲜明地主张以小城镇为先导改革户籍制度     

对北京市人口增长变化的回顾与发展的意见

北京市是祖国的首都,全国第二大城市。建国以来,北京市人口的增长是比较快的。北京于1948年末和平解放,当时人口200.6万。从1949年到1958年,先后经过四次较大的行政区划变动,土地面积由707平方公里,扩大到16800平方公里。按16800平方公里现行区域范围,北京市人口1949年末为414万,到1979年发展到871万。三十年人口净增457万,增长了1.1倍,年平均增长率2.5％,高于全国(2％),也比上海市(1.3％)和天津市(2.1％)为高。北京人口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城市人口增长快。城市人口由1949年的176万发展到1979年的495万,     

我国城市化进入活跃发展时期

截至1994年底统计,我国大陆设市城市已达622个。其中直辖市3个,地级市206个,县级市413个。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32个,50万至100万人口大城市41个,20万至50万人口中等城市177个,20万以下小城市372个。大、中、小城市结构由1988年的1∶1.5∶2.4改变为1∶2.81∶5.1,这个比例反映出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相结合的比较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专家预测我国城市化未来进程将表现出三个动态规律:一是城市人口数量逐年增加、速度加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中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比重下降。另外,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大城市的比重过少。     

中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人口居住郊区化对城市发展具有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影响,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的现状特点与成因机制,中国与西方国家人口居住郊区化有同有异,为适应城市郊区化应采取一定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对策。     

关于城乡划分标准问题的几点意见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低,城镇型居民区的扩散现象不普遍,城镇地域和乡村地域无论在经济条件和居民生活方式上都有明显差别,在制定市镇建制标准时,相应地制定较为客观的城乡划分标准,使建制的市镇能够比较实在地确定城镇地域,并在一般情况下使市镇政区符合城镇地域的范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是,8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放宽了的设市标准和1984年调整的设镇标准,脱离城乡划分标准的客观要求,往往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结果以市代县,以镇代乡,而城镇实体的地域范围不清。1982年起,市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放弃了1963年的规定,把市、镇辖区内的总人口计作市镇人口。这本来是正常的,然而由于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的情况大量存在,放大了市镇政区,在城镇实体范围不清的情况下,统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口迁移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2013年全年户口迁移业务的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人口的户口迁移现象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研究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惠及所有人群,需要利用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来弥补政策的不足;三类大城市城镇户口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并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大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应当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向中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有序、适当开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为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应该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城市做大、做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妥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半城镇化”现象的出现.     

发展中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问题

世界城市化进程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就增长规模而言,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特别是首都区人口的上升要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据有关统计,1950—1975年间,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8倍,净增106座,其中,发展中国家就占63座。据联合国预测,1985年世界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将增加到273个,其中发展中国家拥有147个。本文拟以39个发展中国家为例,对其中心城市的发展作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一、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 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人力、财力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也是交通运输、科学文化和行政管理的核心。本文所讲的39个中心城市绝大多数是指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及其所在地区(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