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对于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罕有学者从明清诗论中对其古诗的不同评价来予以探讨。明清诗论中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争论包含着对"古诗"标准与审美风范认识的分歧。初唐五言古介于"宋齐之政"有其具体的创作背景;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复古径路关系密切;陈、宋在五古创作上都把握了古诗无论句式散偶均应以散叙意脉贯穿的原理和抒情直白、曲折尽意、不避繁复、结构多变的特征,综合了汉魏到宋齐古诗的各种艺术经验并融入了近体诗的某些特点,使古诗的表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自由度。唐代五古也因此形成了不似汉魏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的独特风貌。     

论竟陵派对唐五言古诗的接受

晚明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共同编选、评点的诗歌选本《诗归》,通过推尊初唐张说、张九龄、陈子昂和盛唐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常建、储光羲、韦应物等属于陶渊明一派的五言古诗,以及李白、杜甫的五古长篇,回应复古派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阐释汉魏五言古诗和唐代五言古诗的诗学内涵、了解它们在明代诗坛的接受情况,而且对全面认识杜甫、陶渊明等重要诗人的诗学价值、确立其诗史地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周珽的唐代五古诗学观

明末学者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简称《选脉》),共60卷,选诗2 400余首,是唐诗学史上重要的选本之一,也是唐诗学史上部头最大、最为厚重的唐诗选本.该书分体选诗、论诗,讨论诸体均有创见,尤其是五言古诗一体,所选最多(共13卷),分量最重,所论最有新意.周珽认为,在初盛唐时,五言古诗已经发展至全盛阶段,盛唐至中唐时美才辈出,群星璀璨,至晚唐方走向衰落,其他诗体大体上也符合这一规律.《选脉》着重讨论了五言古诗在"四唐"的转换规律,肯定唐代五言古诗是对汉魏六朝古诗的发展,对盛唐偏于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较为欣赏;对以写边塞风物与战争见长的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亦予以较高评价;对李白、杜甫的五古,则予以高度赞扬,且李杜并重,并无偏颇.周珽论诗,以儒家"怨而不怒"说为指归,这与周氏家族的身世、学养、明末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但《选脉》以儒家思想论诗,却并不迂腐,而是平正通达而深刻,得"守正出新"之道.周珽论唐代五古艺术,注重发掘其新贡献,如论杜诗,在赞扬其质朴的基础上,突出其"大悲壮""大瑰丽""大宛转流利"等特点,对唐代五古"淡而有味"的风格,也有精当的分析.《选脉》融合了历代唐诗学者的思想精华,特别是能取明人高棅及"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平正通达,其学术贡献应高于《唐诗镜》《唐诗归》等明末大型唐诗选本,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论王昌龄的五言古诗

对王昌龄的诗歌研究 ,人们多将视点集中于他的七言绝句 ,而对其数量颇多的五言古诗 ,则关注不够。其实 ,王昌龄的五言古诗 ,亦内容丰富 ,包蕴深广 :既有对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情的抒写 ;也有对广泛而复杂的边塞生活的反映 ;更有迭遭贬抑、仕途屡屡受挫后 ,对清寂虚明心理境界的追求 ;以及怀古咏史 ,用以讽谏时事 ,借古喻今。并且特点鲜明 ,风格多样 :或雄浑豪迈 ,或超逸旷放 ,或苍郁深沉 ,抑或清新自然。因此 ,王昌龄既是名副其实的“七绝圣手”,也是当之无愧的“五古名家”。     

论李白的五言绝句

李白诗集中有五言绝句九十三首(包括个别存疑之作),虽不能说是字字精绝,首首玑珠,但绝大部分都是绝妙的短章。它有自己突出的特色,表现了诗人的独诣的韵味。历代诗论家对李白的五言绝句虽则赞不绝口,其实是有许多保留和偏见的。譬如《诗薮》的作者胡应麟,虽然说:“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又说;“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这些评价都是很高的,但纵观他对李白五言绝句的全部评价,就可以发现他,恐怕是慑于李白的盛名,有些地方,不免有违心之谈。他在同一部著作中就说:“太白五言,如《静夜思》、《玉阶怨》等,妙绝古今,然亦齐、梁体格。他作视七言绝句,觉神韵小试,缘句短,逸气未舒耳”。这段话与前面的话,分明是有抵牾的。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李白五言绝句。犹是齐梁体格,没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律诗之“律”的审美价值

论律诗之“律”的审美价值熊笃我在《律诗形式的文化意蕴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３期）中曾论证律诗以“八句准篇”暗合《周易》中“八卦”的数象原理，以五、七言“约句”则与古音乐的五音、七音有关，故有关“约句准篇”的审美问题，本文从略。以往有关诗...     

解读王船山“自有五言,未有康乐”说

王船山在《登上戍石鼓山》评语中赞誉谢灵运诗，说：“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这番赞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说明船山对于谢诗的评价殊高，而且情有独钟。船山是古代湘籍学人中的特出才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于哲学与史学研究卓有贡献，即于文学而言，也是深有造诣。其“诗评”中，除存有《古诗评选》八卷之外，据当日目击者记载，尚有宋元“评选”及以诗人为主的陶、谢、李、杜“诗评”等。在这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评”“选”并载之作中，谢灵运的诗篇最受船山青睐。其《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录有５８…     

对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的再思考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这是明代复古诗派的代表人物李攀龙的著名论断,论者往往据此认为唐代的"五言古诗"是不同于汉魏"五言古诗"的新诗体。并且认为李攀龙不选录陈子昂《感遇》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唐调,不能称之为"古诗"。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对李攀龙的误解。李攀龙这个判断并不是从体裁上立论,而是就"风格"上说,唐代的五言古诗与汉魏的五言古诗在风格上有所不同;而陈子昂却把带有唐人风格的古诗等同于汉魏风格的古诗,这种说法是李攀龙不能接受的。通过对李攀龙这个判断的辨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辨体的认识上向着更为细致的方向发展了。     

论六言诗与骈文六言句韵律及句法之异同

汉语韵律文体学理论的提出意在解释中国文学史上有关文体发展的问题。本文将根据该理论中的整齐律、悬差律以及自然音步等规则来探讨文学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何以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同为六音节一句,但六言诗不见兴盛而骈文却大行其道？本文先分析六言诗及骈文六言句于韵律及句法之特点,指出“文”“诗”两种文学体裁有不同之韵律要求。六言诗之所以依然为诗,全因其诗行齐整、音步自然,满足了诗律要求。然而违反了汉语诗歌结构的最佳条件,即一个诗行两个音步,此其所以不见盛于中国文学史之故。骈文则不然,六言为句,既有诗味又合文律,故畅而无碍,得其发展者必矣。     

李白为什么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有“谪仙人”、“酒仙翁”、“青莲居士”三个别号,就中以“青莲居士”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人常称李白为“李青莲”。 李白为什么自号青莲居士呢?明人陈继儒《眉公秘笈》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故号青莲。”把青莲居士和青莲乡挂起钩来,持此说者颇多,例如,《辞海》“青莲乡”条云:“唐时属绵州昌明县,即今四川江油县南青莲场。诗人李白幼时随父自碎叶迁居于此,故自号青莲居士,人称李青莲或青莲学士。”游国恩先生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云:李白“诞生于中亚碎叶,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因自号青莲居士。”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

中国古代诗歌的真正律化过程始于南朝,从事这种古诗律化的生力军是横亘于南朝诗坛的宫体诗派。宫体诗派的诗人在当时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继往开来,革新求变,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这些南朝诗歌中的新体或变体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俊才云蒸”,继承了古诗“婉转附物,惆怅切情”的精神,发扬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把文人诗歌的创作推向了波澜壮阔的高潮,形成了“彬彬之盛”、“五言腾涌”的文坛盛况,开创了“慷...     

论六言之起及其体律造语

六言必以节奏的整合才成为稳定的句式,这是确定六言句式与六言体诗起源的依据,所以不能追溯为《诗》中六言散语,也与《骚》语六言不侔。六言句式出于汉乐府,建安时始有文人创制,以五句而每句押韵的组诗形式为常。六言与五、七言在齐梁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始有隔句用韵相对,从而形成六言格律的雏形。但六言以三个双音节奏不能导致五、七言律体各联的粘连,因而不具严格的格律规范,按其平仄交替之理可推四式。由于六言不具单音节以为著力锻炼,所以造语必以"自在"为尚,这是衡量六言体诗高下最为重要的标准。     

李白诗歌人物形象描写艺术

李白注重从多角度描写人物,故诗中人物形象精神饱满,情韵丰富。他继承古诗比兴寄托的传统,刻画的人物形象含蓄蕴藉,别有一番韵味。他注重人物生活环境的层层渲染和景物与人物感情完美的结合。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以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描写人物,使读者领略盛唐人独特的精神风采。     

《古风五十九首》略探——成就李白诗名的扛鼎之作

李白五言古诗代表着李白的诗歌成就,较多用来表达比较含蓄隐晦的情感,其中又以《古风五十九首》最为杰出,为李白成就诗名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组诗上承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下启有宋,对宋代以文为诗亦有影响。它内容丰富,是唐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重要文本,可视之为成就李白诗名的主要作品。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古风五十九首》的篇目大致在明末清初才开始定型。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百韵五言长律嬗变考述

百韵五言长律 (排律 )诞生于唐代 ,在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在唐代诗人五言排律创作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规模弘阔、能够如史诗般叙述而又保持了短律抒情特色的新体式 ,同时也引发了唐代及其后世百韵七言长律和百韵古诗的创作。宋元明清的百韵五言排律 ,虽然承载的内容有所不同 ,思想境界有高有低 ,但在力求开阖变化 ,错综恣肆 ,部伍森严 ,章法精密 ,表现大才华 ,展示大技巧上却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