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童谣的传播学解读

童谣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显性传播者的儿童被作为隐性传播者的成人利用成为童谣传播的主体与受众,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此阶段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亦决定了该时期的隐性传播者为保全自我和达致预期效果而刻意采用双关语、比兴、谐音、拆字等诸多传播语言与技巧。     

从职位到官位：以魏晋南北朝的中正为例

魏晋南北朝存在两种中正,一种是朝廷任命的州郡中正,一种是北朝州郡辟除的中正。魏晋南朝时期朝廷任命的中正始终是一种职位,可以讨论是否设置与废除。由于这种中正没有任期,也没有考课,所以他们举人必然朝着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北朝中正有朝廷任命与州郡辟除的分别,且都在北齐获得比视官品。北朝朝廷任命的中正仍然是一个职位,需有本官;州郡辟除的中正虽然地位很低,但是独立为官,有比视官品,有俸禄,不再依附于其他官位。这种州郡辟除的中正的产生可能与北朝的军事行为有关,在东魏时已完全固定为地方僚属。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北朝中正职官化的另一个可能因素,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之后,官爵在门阀资格及其等级评定中的重要性。由于隋废九品中正制,所以中正职官化的道路也随之终结。     

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两种结构转换及其当代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的转换。在《提纲》中马克思是以实践的科学规定为显性结构来导向唯物历史观的隐性结构的,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显性结构来还原实践的具体形态的隐性结构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这两种结构转换,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是指在领导干部选任和调配过程中,由于诸多常规或非常规原因导致某一地区的党委或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职位在较长时间内空缺,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党政工作的特殊现状,广泛存在于各级、各地党政部门。由于我国有关干部职位空缺的制度建设和管理规范尚不完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利于地方党政机关运行,存在腐败风险,触发舆论风险等。在充分认识空缺危害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造成职位空缺的干部调配因素、选任导向变革因素以及其他非常规因素等,从完善遴选机制、衔接制度、保障机制、舆论生态治理、干部教育等五个方面切实解决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职位空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通过制定考课法,将中央官明确纳入考课对象,改变了秦汉时期考课偏重地方官的倾向。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相适应,州刺史、郡守、县令、乡官等地方长官成为考课的重要对象。散官、内外长官之属吏及专业技术官员,亦需接受考课。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呈现扩大化趋势,反映了其时皇权政治的伸张。     

英汉动词被动化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被动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英语的动词被动化主要是移位的被动,属于结构的范畴。英语中动词隐性被动化的现象较少,汉语中动词隐性被动化则较为普遍。汉语的显性被动化结构比英语要复杂,英语的显性被动还可以表示汉语中的非被动结构。     

隐性行政文化：政府转型之软瓶颈

政府转型缺乏行政文化的内在支撑是难以奏效的,而隐性行政文化是政府转型的瓶颈性因素,＂官本位＂思想、小集团利益化、漠视程序的行政作风等典型隐性行政文化是政府转型的巨大软阻力。     

仕蕃汉人官职考述——P·T·1089号卷子研究

关于吐蕃的官制问题,中外藏史学者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对当时仕蕃汉人的官职、品位、职能以及在仕蕃官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还很少有宏文深论。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吐蕃王朝的经济政治制度、汉藏民族关系和唐蕃文化交流,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P·T·1089号卷子是关于吐蕃地方官职品位序列和任命名单的一份档案记录,具体说是对沙州官位和名单的记录。它是我们研究吐蕃王朝在其军事占领区设置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机构以及仕蕃汉官的品位、职责的珍贵资料。本文就这一卷子作出一些探索性分析,厚望于专家指教。 当时在唐封建王朝与吐蕃奴隶制政权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睦邻时期,又有兵戎相见、甥舅反唇的交恶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影响到蕃人仕唐的官阶与人数。见于史传的仕唐蕃官,据《资治通鉴》载:     

关于防范和控制地方财政风险的思考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地方财政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政策、管理等方面的缺陷和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导致的财政资金损失和给付困难的可能性。地方财政风险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多个方面，既有显性的又有隐性的，近年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亟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地方财政风险的表现及成因以江西省为例，地方财政风险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１、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总量小，收入不实，存在超收虚收现象。由于江西省经济基础差，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源基础薄弱，财政收入总量小，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很低。“九五”期间全省财政收入以年均１０．２９…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宰相职位研究

宰相职位研究盛奇秀宰相是某一类官职或授予某一类任差的官员的通称。这就是说，不论哪一个朝代，都没有设一个名叫“宰相”的官职；但是，各个朝代都以某一个、某几个官职为宰相，或以授予某一个、某几个任差的官员为宰相。在不同的朝代或时期，做宰相的官职或任差并不相...     

浅析高校校园文化中的隐性课程建设

高校隐性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的课程形式,校园文化是隐性课程的重要表现方式,要提升隐性课程的功能,可从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完善校园制度、优化校园环境、强化社会实践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达到育人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台性质的演变——兼论地方行台制度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存在过四种不同性质的行台,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行台、作为尚书省分支机构的行台、处于过渡形态中的行台和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行台.行台之所以能够在魏末北齐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与北魏前期的分部尚书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承八部制而来的八道制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地理基础,尚书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习惯构成了行台制度的行政机制基础.进而揭示,分区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的基本涵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指代的对象有具体财物、学术与技能、封爵与家族地位、政权.其中,指代具体财物是"家业"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他涵义都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家业"的内容如何变化,都是基于"可继承性"这个因素上,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家业"披上了时代的外衣而已.     

论政府隐性违法导致群体性民事纠纷的救济——以“滨海花园小区”配套费退费纠纷为例

在以往房地产经济占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时期,政府相关部门隐性违法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隐性违法的原因是监管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地方保护主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产生机制与政府放权密切相关,行为表现却有别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其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群体性民事纠纷救济问题也成为法学界的疑难杂症。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和职位升迁的双重激励,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进入预期,使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     

魏晋南北朝行事制度考实

学者通常认为,行事是指南朝的长史、司马行府州事。无论是行事的内容、行事者的身份,还是行事存在的时间,这一观点都有欠准确。行事是指官员以较低的官职摄行较高官职的职权。行事仅是盛行于南朝,在魏晋北朝以及此前和此后的朝代都存在,是中国古代通行的一项行政制度。南朝行事的内容最多的是州署事,然后依次是州署和军府事,郡事,军府事,军府、州署和封国事,军府和封国事,东宫事,县事等。南朝的行事者分为长史、司马,长史、司马兼任首郡太守或将军号,长史、司马同时兼任首郡太守和将军号,长史兼任郡丞、参军、中央官、太守、将军等。     

地方变相举债行为的发展脉络及其治理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融资历程,央地间权力调整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在"财政权上收—金融权上收"时期,地方缺乏举债的动机和能力;在"财政权下放—金融权下放"时期,国有银行沦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财政权下放—金融权上收"时期,乱收费、卖地等制度外或预算外行为大行其道;在"财政权下放—金融权显性上收、隐性下放"时期,地方融资平台的角色举足轻重。简言之:财政权下放激发了地方的举债愿望,而金融权下放则使地方举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是地方债务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源。因此,要彻底堵上地方举债融资的"后门",就必须适当削弱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并加强对地方融资行为的监管。     

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

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可汗号与可汗称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可汗都有专属于他的可汗号。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从名号分化展开其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为官职与官号,官号与官职相依相伴,可汗号是官号的最高形态。这是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在北亚游牧社会的政治体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种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分化,很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性,这一研究,可以发挥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帮助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包括“生称谥”的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