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京政局与紫禁城“甲子复辟”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的统治名为民主共和政府,实为军阀势力之下的专制政府。新政权下军阀将获取利益奉为圭臬,向旧势力的妥协为复辟活动提供可能性;建立在封建统治基础之上的礼仪和心态,成为复辟派活动的思想动力。     

段祺瑞与张勋复辟

关于段祺瑞与张勋复辟的关系,时人有褒有贬。本文运用大量原始资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阐释了段祺瑞在张勋复辟整个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如段祺瑞与清室复辟派,段祺瑞与徐州会议,段祺瑞与“调人”张勋,段祺瑞马厂起兵,段祺瑞收复京城,段祺瑞的善后处理,等。总体上认为段祺瑞功远大于过,其粉碎复辟、捍卫民国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和褒扬。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关系探讨

辛亥革命后 ,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尊孔活动 ,揭开了民国初年尊孔复辟运动的序幕。以往的研究 ,在政治角度取得了明显的收获。但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 ,还可以透视在民国初年这一特定的社会转折关头 ,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 ,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转折的艰难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张勋复辟中的张勋与段祺瑞

张勋和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关系是这一重大事件中一直未被澄清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张、段二人的行为进行同时段比较研究发现,张勋谋划复辟的由来已久,并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为复辟创造条件,而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与袁世凯死后最高政权的府院之争联系密切;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复辟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他为在府院之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掌控北京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姑息甚至利用了张勋复辟,他既非故意引诱张勋复辟之大阴谋家,亦非"三造共和"之大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法国波旁王朝二次复辟初期报刊发行状况管窥

在拿破仑遭到彻底失败以后,面对极端复杂的局势,法国复辟王朝政府力图确保自身能够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个时期和报刊发行相关的大量立法都十分严苛.出于规避法律的考虑,一种在不确定的时间出版的"半期刊"得到大量发行,成为这一时期报刊发行引人瞩目的特征;"半期刊"在舆论界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当时各个政治派别的政坛名士均积极参与其事.     

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

(一) 1911年,资产阶级“廉价”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说,这种‘来之容易”的胜利,是“失去也容易”的。因为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它沒有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基,也沒有能够在政治上给他们以较大的冲击。这样,就为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的反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革命成果进一步被窃夺,反革命势力愈益囂张,     

正名以求王道——民国时期宋育仁复辟诉求的经学视野（1912—1924）

“正名”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读书人在面临近代中国新旧秩序急剧更迭之际,倾向于利用既有思想资源去回应政治现实。1914年的复辟风波中,宋育仁提出辛亥鼎革符合《春秋》“王鲁亲周”的大义,只需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名“总统”为“公”,即可复辟王道。为了瓦解民国的正当性,宋育仁进一步辨析“革命”“禅让”等名词概念的政治内涵。尽管这些努力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都难以成功,不过这套经学政治话语颇能折射出民国时期多元歧异的政治文化。     

从浴血奋斗到列名“筹安会”:李燮和的革命经历与政治性格

李燮和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将领、光复会后期领导人,为光复会的发展与壮大贡献良多。辛亥革命时期,李燮和与陈其美等人联合光复上海。他建立光复军,增援南京、武汉,立志北伐,六任总司令,为推翻清朝立下功劳。民国初建,李燮和急流勇退,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褒奖,袁氏当权时却列名"筹安会",史学界对此颇有争论。文章爬梳相关史料,以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为出发点,尝试运用心态史学与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其政治隐退的原因,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与法治

美国总统弹劾制度的宪法框架由弹劾权的行使、弹劾的标准、弹劾程序和弹劾总统的法律处置四个主要方面构成。尽管迄今为止美国启动的四次总统弹劾程序无一成功 ,但这并不意味总统弹劾制度形同虚设 ,而是说明一旦总统可能犯有“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或轻罪”时 ,它就会运作起来 ,显现效用。美国总统弹劾制度之所以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以贯之并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 ,主要在于美国总统弹劾制度蕴涵的法治理念     

西汉奴隶主复辟与反奴隶主复辟的斗争

新兴封建制度的产生与确立,对奴隶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不是自然地平安地实现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意味着整个奴隶主阶级的覆灭,因此,奴隶主阶级必然要图谋复辟,进行垂死挣扎。在我国封建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初期阶段,奴隶主复辟和新兴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反复辟的     

裴度的弹劾与元稹的贬职——三论"元稹与宦官"

本文通过对元稹与裴度交往的全面考察,揭示裴度弹劾元稹的真正原因和元稹贬职的历史真相,批判所谓“元稹勾结宦官魏弘简,成刎颈之交,破坏河朔平叛大业”的谬误,与其他七篇文章结成姐妹之篇,共同否定“元稹勾结宦官”的错误结论。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三)——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两种复辟思想辛亥革命前,思想界有过剧烈的斗争,以革命派与改良派为对垒的主流,中心课题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斗争的胜利,是清政府的被推翻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同时辛亥革命后虽然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还存在着两种与民主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二〕——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尊孔与反尊孔斗爭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是圍繞着“尊孔”问题提起的,它是政治复辟阴謀的前哨战。毛澤东同志指出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外,“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济的东西。凡属主張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們死抱着以孔子为依归的儒家学說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复到原先的统治地位,为封建政治、封建经济服务。当然这种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相互依存的。辛亥革命前夜的思想战线,对集中体現封建傅统文化的偶象——孔子,有过一些非議,但却沒有給予有力的抨击。如章太炎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話:“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要算是最尖锐的了。他們虽然反对“孔教”,却采取了保留态度,陈天华認为“如謂宗教必不可无,則无宁仍尊     

英美弹劾制度的比较与分析

英美弹劾制度在两国的宪政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生成及其运作等方面比较分析两国的弹劾制度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两国弹劾制度的渊源关系及其在各自弹劾实践中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一〕——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战綫,新旧斗爭是激烈的,即资产阶級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化的斗爭,是为资产阶級民主革命服务的。大体上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个重要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仍是反封建文化的斗爭,但已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的精神面貌与前两个时期已大不相同。无论戊戌維新时期的新旧斗爭,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旧斗爭,对中国近代社会都发生过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资产阶級的无力和世界已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被这些思想上的反动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     

国民政府监察院弹劾权的绩效分析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创设的政府最高监察机关。弹劾权是监察院的最主要的职权。通过对弹劾对象(被弹劾人的官阶、职务、所在区域)、弹劾原因、弹劾结果的统计,可对监察院弹劾权的行使情况做一个明确和具体的分析,说明监察院的绩效,并折射出监察院制度创新的成与败。     

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初年文化观念更新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笔者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差,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为中国社会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仅就这一点而言,应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两次宪政运动中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简单化的教条性思维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恶化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无暇冷静思考他们的主张和言行,激烈地要求政府在战争时期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国民党却没有充分的理论资源来与之相抗,又为了维护其日趋枯竭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并获取美国的援助,不得不采取一种被动的姿态。但国民党这种拖延态度只能是激怒掌握话语权并为道德激情所鼓舞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把国民政府看成了贪图权位、不愿为国为民着想的道德邪恶政权,导致两者间的对抗逐渐加剧。直至毫无理性对话,达成妥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