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本土谱系、阈限和发展前景

中国非虚构文学无疑受到异语境非虚构书写的激发，但将功劳完全归因于西方非虚构写作有失公允。由于中国非虚构文学传统的潜在性、无名性和浑然性，很多研究忽视其中国谱系。中西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系统、建立基点、发展脉络、适用范围、典型作品、学科系统和创作实绩有较大差异。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在21世纪成为热点话题，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主体和题材窄化、文学和纪实两极性、盲目拓域的误区。伴随主体拓展、跨界创作、融媒体写作的盛行，当代非虚构文学具有光明的书写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

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由文学到历史再到新闻,非虚构写作的盛行,可视为对当下虚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虚构能力时,文学只能返朴归真,寻找一种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这是非虚构重新获得文学意义的社会学解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非虚构如果过分张扬,文学有可能滑入死亡一端。毕竟,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与生活保持某种间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写得好看(而不是多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生命底线,也是衡量平庸之作与优秀之作的基本尺度。     

“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之风,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仅仅依靠＂非虚构＂文学就能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吗？＂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单向度摄取,无法深入人物内心,简化生活等弊病限制了其对现实的深入反映。＂非虚构＂文学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文学的启示,不是＂虚构＂文学没有价值,而是＂虚构＂文学选材上必须要贴近现实。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体诗"的僵化和"新体诗"的不确定性,使得诗歌成了当时中国文坛新旧交锋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传统诗歌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了诗学批评上,对传统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提出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强调浪漫情感与古典艺术的完美融合,对诗歌音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诗韵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文体学视角下《荒原》中的“传统”与“非个性化”

艾略特身兼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文学创作中,积极践行自己提出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念,这在他的前期诗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以往对《荒原》的解读中,并未从文体学视角为艾略特的"传统"与"非个性化"理念寻找语言证据。故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以王湘云有关诗歌文体特征的相关描述为理论基础,从外在形式、语义张力之间、外在形式与语义张力相结合这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论述。所得结果中,王湘云的分类中有8个能够具体体现"传统"与"非个性化",并与之共同构建诗歌主题。讨论发现,这些文体特征,是对20世纪初现代社会状况的模仿,同时也为艾略特保存传统,描写"非个性化"经验提供语言证据。     

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起源、反思与重构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文学和新闻领域的边缘性文体,其理念、实践中蕴含着重要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逐渐压过公共取向,使它背离了自身的初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非虚构写作产生于对当时流行文体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一系列表征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我"的过度强调、写作内容的固化和判断性叙事手法的滥用使公共性沦为了"背景".基于存在的问题,应以艺术生产等理论为依据,从加强"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以"公众认知"为评估手段三方面,探索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诗歌赏析与教学

诗歌赏析与教学单力洽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历史最长艺术成就最高的传统文学样式。先秦的《诗经》和《离骚》是古代诗歌的源头，唐宋诗歌则是古代诗歌艺术的顶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开始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而诗歌现代化则成为文学的开端。从郭沫若、闻一多，到艾青，...     

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从王国维到“失语症”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充满了创新精神.在借鉴西方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坚持创新,是王国维文学理论取得成功的关键.可是,"失语症"论者将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病态归罪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替换,而将出路寄托于对传统的回归,这是与客观的历史情理相违背的."失语症"论既缺乏表述的准确性,又缺乏病态判断的确切性,更缺乏医治的疗效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患的是"失创症",医治的良方是创新!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试论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历史叙述

叙述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叙述,即虚构叙述.但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不能不将历史叙述纳入其中.由于中国史学传统异常发达,使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得到高度发展.我们从先秦叙事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残缺和小说的晚出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叙述的联系.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建国初期的两种权威文论话语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新中国文学理论建构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话语资源,首先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次是苏联文论。在有限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毛泽东不仅对许多文艺内部的具体问题缺乏学术性的论述与探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苏联文论承接的是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论传统,这一传统又与整个欧洲学术传统相衔接。虽然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都有学理层面的思考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论开始"解冻",这一理论动态也能够迅速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影响。建国初期,在中西方古典文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失语的情况下,苏联文论成为国内理论工作者试图填补毛泽东文艺思想留下的理论空白、突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局限,校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偏颇时,唯一能够借用的话语资源。     

试论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方法的应用

近来,不少学者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分析计量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从语言学、史学进入文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是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定性作为定量的基础具有关键性影响。文学定量研究很难避免误差,但不是所有的误差都没有意义,一些新的发现往往从误差中来。作为一种尚在发展的研究方法,计量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和前景。     

《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变革与小说新范式

所谓《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创新,其实从中国最古老的小说传统借鉴不少。遗憾的是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同时过于忽视自己的文学传统,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曾有的文学传统。韩少功以自己全部的文学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和西方最现代的文学精神间汲取营养,为当代中国文坛创造出全新的小说范式:第一次让语言取代人物成为小说的主角;让环境取代逻辑成为小说的主宰;让思考问题的过程、方法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