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农村小说的“能人”形象

现代化使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断涌现的“能人”受到文学界高度关注。不同文本赋予“能人”不同内涵。纵观新时期农村小说，“能人”形象主要有三类：生存型“能人”、商业型“能人”、政治型“能人”。他们个性突出，头脑精明，进取心强，最能彰显农民的奋斗精神。“能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生力军，其生存史和奋斗史就是一部农村发展史；“能人”形象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无限风光。     

新时期女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思考

新时期女性小说从“对人性的追寻中凸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痛苦历程、躯体写作”三部分阐述了女性形象的演变过程,肯定了女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同时女性文学也面临挑战,需要自省和净炼。     

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汪曾祺小说中的“异人”形象

汪曾祺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他们有着高超的劳动技术，且保持着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颇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本文试图举例揭示“异人”形象的内涵，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武侠文学中“侠客形象”的社会影响

目前国内舆论界对部分武侠文学中的暴力与色情因素对青少年的不良误导作用有所认识 ,并在报刊上作过纷乱的批判 ,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在武侠文学在文学园地中分量日益加重、对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今天 ,这种不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

倒挂式贫困主要包括发展倒挂和福利倒挂两层含义，是政策倾向性下资源的非均衡配置、行政压力弱传导、政策叠加与“福利悬崖”以及乡村场域内在的贫困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倒挂式贫困具有分布弥散、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受限等特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既有脱贫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和套用，而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立足整体性治理，将扶贫战略逐步转入“战时”与“平时”相结合的过渡模式，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功能，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涉农战略衔接配套，增强倒挂式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以残忍的反抗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论“80后”小说颠覆性师长形象及其启示

在"80后"小说的反成长叙事里,塑造了一大批另类的师长形象,他们对青少年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甚至是导致他们迷惘、困惑、颓废、叛逆、堕落、受伤甚至死亡的主因。与此对比,"80后"则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呈现出一种当代人普遍"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这些颠覆性的师长形象从反面表达了"80后"对能真正作为灵魂导师的师长形象的期待,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     

以残忍的反抗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论“80后”小说颠覆性师长形象及其启示

在"80后"小说的反成长叙事里,塑造了一大批另类的师长形象,他们对青少年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甚至是导致他们迷惘、困惑、颓废、叛逆、堕落、受伤甚至死亡的主因。"80后"只能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呈现出一种当代人普遍"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这些颠覆性的师长形象从反面表达了"80后"对真正能作为灵魂导师的师长形象的期待。     

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

形象学(Imagologie)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怎样互相观察、互相表述的。形象学中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可以指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这一新兴学科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我国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目光。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异域表述的研究也逐渐兴起。选取德国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1878———1957)、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著名中国小说为例,借助形象学的理论,进行中国人形象的分析和阐释。     

巴西不断深化与务实的减贫之路——从“雷亚尔计划”到“零饥饿计划”再到“无贫困计划”

巴西是拉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巴西进行了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此次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从90年代开始,历任总统都将保证社会公平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卡多佐政府的雷亚尔计划到卢拉政府的零饥饿计划再到罗塞夫政府的无贫困计划,巴西的减贫政策呈现出不断深化与务实的特点。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农民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纵观新时期乡土小说,农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不时地得到一些作家的关注,从最早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开始,这一类人物形象就不断地在小说中出现。该文试图从农民知识分子在农村中的不同类型入手,将农民知识分子分为生于农村、心系城市者和身心俱在农村者两大类型。通过对他们的心理欲求、精神面貌和人生追求的考察,探析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在农村、农业和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他们在农村、农业和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论《细红线》中的意象及其象征意义

詹姆斯.琼斯的《细红线》中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对突出小说的反战主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使小说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标题《细红线》象征着理智与疯狂、生与死的分界线;贝尔的幻觉意象象征着家人和士兵的相互担忧和思念以及对死亡意识的淡化;威尔士的小调意象则象征着战争的目的——抢夺钱财。     

“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的传播学分析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演变

中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文学数不胜数。中国当代作家对"日本军人"的描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以前,这时期的"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政治化的倾向,被简单分为"鬼子"和"反战士兵"两极。第二阶段为80年代以来,这时期对"日本军人"的描写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惯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学化,概念化向人性化,公式化向深度化的转轨。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三农”问题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厘定

"三农"问题形势严峻,表现为经济贫穷、社会事业滞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导致了效率损失.在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角色错位、政府管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管制过度与管制失效并存、管制成本过高等因素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使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