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拉达论

诗歌评论家杨匡汉先生说:“以历史和现实而论或从逻辑发展而言,在一个民族的新的黎明时期,诗有着广阔的天地,诗是光彩夺目的”(《缪斯的空间》)。吴琪拉达正是诞生于彝族新的黎明时期的诗人,他的诗是光彩夺目的。虽然年轻的新一代诗人已经出现,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吉狄马加、伍耀辉,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里程,把彝族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吴琪拉达作为解放后党所培养的第一个彝族诗人自有其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研究吴琪拉达的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也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     

廖公弦近年诗作漫评

廖公弦在《谈我写诗》中说:“每个诗人,每个读者,都有他自己的爱好,断不可强求一律。”我喜欢廖公弦的诗,就是我“自己的爱好”。读了他近年的一些诗作,颇有感受,就把它写下来。在看法上有与旧说相同的,也有不同于前人的,刘勰说过:“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姑且如此吧。廖公弦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执着地追求着,不停地探索着;他追求一种有自己艺术个性的诗歌形式,探索一种民族的诗歌创作手法。他说:“实践会给我什么呢?只有实践知道。”他近年的诗作表明,这种可贵的探索,已获得可喜的成果。他的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朱英诞诗的艺术魅力探寻

<正>朱英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被长期遗忘的优秀诗人,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是京派文人圈中的代表性诗人。朱英诞一生致力于寻求真诗,他静心沉默地以诗歌创作作为自己人生的存在方式,在诗歌中留下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与生命体验,他的诗被废名称为现代"南宋的     

内师心源，外师造化──杨万里诗歌散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过了依傍前人到外师造化的历程。由于他跟大自然重新建立起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因而接触深入大自然的兴趣和勇气特别浓厚充足，对自然万象的观照和描绘非常敏锐灵巧。在所作的诗中，他既表现出自己深切感受和独特兴趣，也表现出自然万象的种种奇趣。自然万象不仅能给诗人以诗材、诗情、诗兴，而且能给诗人以美感的愉悦。这种以自然为师、源于生活的诗歌主张及创作实践，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仍然有借鉴意义。     

"沉默的诗人":华兹华斯论诗人气质

以威廉·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强调诗人的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新古典主义重视的理性在诗歌中被放逐,华兹华斯尤是如此.虽然诗人自言自己并无系统理论主张,但他说若读者有心,自会发现其中的系统性.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人定位方面,华兹华斯都有别出心裁之处,其思想上可溯源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启示,下可感受到他对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丁尼生、布朗宁等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他定义诗人的特质、职责等异于常人之处.其中,"沉默的诗人"是其诗论及诗人论的一部分,但是很少得到重视,所以是本文重点阐述之处.这个概念灵感源自诗人颇具诗人气质的弟弟约翰·华兹华斯,并且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均有类似的形象.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了该概念在其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及该概念对当下的影响.     

深婉含蓄的唐代爱情诗

唐代情诗以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在艺术手法和诗歌内容两方面,这两方面又互相联系。一、艺术手法上以含蓄为主要特色从《诗经》到唐诗,艺术上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千百年的文学积淀下,诗歌创作日趋浑融完整、含蓄深邃。使得唐代爱情诗有条件以深婉、含蓄为其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唐代情诗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诗人个人的感受,加之诗作为正统文学,是不允许诗人“妄     

七月诗人：雄强的生命力的证明

七月诗人是20世纪40年代,是艾青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诗人群。他们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的诗歌创作,为雄强的生命力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是艾青时代“一座崇高的山”。     

崇高的恶作剧:严肃外表和幽默内心之间的巧妙掩映——重读The Road Not Taken

我们在对国内学界对The Road Not Taken一诗研究成果综述评介的基础上,精心梳理借鉴国外(主要是美国)学者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特别是诗人Frost与友人往来通信等,结合诗人诗歌创作理念,指出诗人的写作初衷不是抒发个人际遇,而的确是为怀念好友而作。此诗并非一首励志诗,而是选择主题和冲突主题的复调变奏。借用诗人笃信的Emerson哲学,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此诗主题"选择说"的六种代表观点筚路蓝缕,可见诗中的I并非诗人本人,而两条路也毫无好坏之分。对sign和difference意义的不确定性做了深入阐释,证明此诗是一个掩映在严肃外表和幽默内心之间的崇高的恶作剧。     

痛苦的灵魂——论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

穆旦在40年代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对人类生存状况、民族前途命运形而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欣喜与怅惘、民族的期待与灾难等都在他的诗中交织、扭结、矛盾和冲突。透过其诗，可以感受出诗人躁动、苦闷、压抑和焦灼的痛苦灵魂。他是一位充满着矛盾与痛苦而又不断地面对矛盾、咀嚼痛苦的诗人。     

浅析艾米莉·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

<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是艾米莉·狄金森众多诗歌中的一桑奇葩,此诗在当时被认为是怪诞,离奇的,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却恰恰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读者能从其诗中体会到新奇、独特的感受,细读此诗,诗人美学观和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使得读者更能体会诗人的思想.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三李”诗构思特征探微

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之所以最具诗歌的艺术个性和美感魅力,从诗歌创作的“中介”——诗歌艺术的构思过程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探究其真谛。刘勰说: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文心雕龙·神思》)诗人的构思过程就是诗人将现实生活诗化的艺术过程,包括表现什么,怎样表现的全部内容。我在此姑且不谈“三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艺术构思的一般规律,如“虚静”、“神思”、“感兴”、“物化”等等,而是在这些基础上探讨某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具体的特征,从而看出他们由于感受角度的差异,创作意图的差异,生活体会的差异,审美理想的差异,驾驭艺术功力的差异等等,而形成各自不同的个性特色。     

《忽必烈汗》与《梦天》——兼《谈艺录》论李贺读后初感

浪漫主义诗人皆重“感情”而恶古典主义倡导的“理性”限制。英国的华兹华斯(1770——1852),在1800年《抒情歌谣集》再版时,增加了一个被人誉为英诗浪漫主义宣言的“序文”,其中就说,“一切好诗皆强烈感情之自然流露”。感情的自由抒发,依仗想象力的驰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共同特点。与华兹华斯同属“湖畔派”的柯勒律治(1772——1834),作诗和论诗都是如此。他在自己的《文学传记》里说:“诗才以良知为躯体,     

浅析艾米莉&#183;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

《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是艾米莉&#183;狄金森众多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此诗在当时被认为是怪诞，离奇的，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却恰恰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读者能从其诗中体会到新奇、独特的感受，细读此诗，诗人关学观和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使得读者更能体会诗人的思想。     

知性的塑形——论郑敏诗歌的意象化与结构形态

密切联系九叶派著名诗人郑敏1979~1999年的诗歌创作,对其富有知性的现代诗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其知性诗的塑形方式:首先是运用诗人的创造力,通过多种艺术途径,将多种感知、体验转化为一个个新奇的意象;其次是运用诗人的智慧,通过多种独特的结构方式,使诗人的“知性和感性”在诗的内在结构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使诗获得神奇的内在聚合力、弹性和张力,以增强诗的质感和表现力。     

论梁廷枏的诗歌创作与岭南地域文化景观

梁延橱是清代中叶岭南的重要诗人。他的写景诗描绘岭南各地山水,金石诗兼顾岭南学术与个人性情,社会时事诗则反映鸦片战争时期的岭南风云。梁廷辛片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就文化的历史传统而言,还是从诗人活动的地域空间来说,都带上了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家族传统和艺术个性,成为岭南文学中的重要部分。     

石天河新时期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石天河新时期归来后的诗作有着特定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既为特殊年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样态,也显示了诗人以诗的方式对于生活和自己的新的超越。纵观石天河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其在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方面突出表现为诗与真的统一、个人身世之感与国家命运之思的统一,以及情感的直说与曲写的统一。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