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从桐城歌看桐城民间信仰

通过民间文学去了解地方的民间信仰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桐城歌是安徽桐城地区的地方民歌,歌词中保留有大量的关于民间信仰的信息,是我们了解桐城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桐城民间信仰在形式上虽和各地大致相通,在内容上却也有一些独特之处。本文拟通过对桐城歌的梳理,以此对桐城的民间信仰作简要探究。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内蒙古准格尔旗松王爷民间信仰传说分析

松王爷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它是融合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蒙古族萨满教等传统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对于松王爷的民间信仰传说进行分析，会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民间信仰提供新的视角。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是中国民间信仰功能的重要体现,许真君信仰始于晋,历经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不是消沉而是呈现高涨,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神灵。许真君信仰历千百年而兴盛,究其原委主要是广大民众对许真君文化认同的因素,在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转向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教化百姓,慰藉民心,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以苏、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

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梅州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 ,其中地方的水神、商业神祗信仰圈与外来的水神天后信仰圈互动 ,形成与沿海地区同中有异的天后信仰。近年来的田野考察实证 ,并参考地方文献 ,可以看出天后文化在粤东内陆山区已经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在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     

宋元戏曲中民俗事象摭要

作为一种俗文化,宋元戏曲大量地演述广大平民观众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文章主要摭取其中的民间俗信、饮食等习俗略作考释,以观宋元戏曲的民族文化特征。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的回纥

本文对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草原回纥民族的兴起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着重讨论了回纥与隋唐五代的关系,说明其为隋唐的繁荣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小说钩沉》中的民间佛教及其史料研究

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主要涉及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历来为文学界所重视,并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史料而被广泛引用。在民间佛教这一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古小说钩沉》为两晋南北朝的民间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古小说钩沉》的民间佛教突出灵验特色,在信仰、仪式、象征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民间佛教的定型主要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辽朝军队都监考论

辽代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军队中设有都监。辽代仍延用五代已有的临时型都监、常驻型都监两种类型。辽朝所置临时差遣型都监基本与五代相同，只是对势力较大的军队会派都监临时监管。常置性都监相较五代有较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范围扩大，二是职权增大。     

壁山神研究

壁山神源自唐赵延之,而非梓潼神。自唐以来,壁山神崇信不断。宋元战争中,壁山神的军事辅佑功能凸显。钓鱼城之战后,其影响和地位达到极致,甚至被拉入道教神籍。元明清时期,壁山神事迹模糊,成为合州铜梁土主,但其信仰范围早已自合州扩大到整个四川,成为巴蜀大地共同尊信的著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