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庭在中国——我国首例教育法庭的钩沉、反思与启示

我国首例教育法庭实际上是“特别专审非独立型”教育审判机构模式的一种尝试。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改革伴生物，这一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兼审非独立型”教育司法审查模式相比较，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和实质上的“半司法半行政”特点。随着我国现阶段涉诉教育案件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教育审判组织和从业人员亦需要走向独立化和专职化。因此，反思我国首例教育法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各国教育司法实践，中国特色的“普通专审相对独立型”教育法庭当为我国未来教育司法审判模式改革的理性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政治哲学反思及其启示

民主的词源学含义是“平民的统治”，托克维尔将之演化为旨在扩大公民权的“政治民主”和作为普遍接受之价值的“社会民主”。托克维尔在倡导民主价值的同时，提出了对“民主病”的诊断：个人主义可能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培育公民责任与义务的社会温床的消解、专制主义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与多数人民主可能对少数人群体权利的侵害等。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民主基本内涵--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宗教的精神净化、法学家精神以及陪审制度等--以防民主可能的流弊。托克维尔对民主概念的审慎阐释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体验教学的课堂定位与实现途径——以教师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为视角

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才能得以实现。教师作为现实的人,有其本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追求。以此为视角,可以把教育个体的生命体验定位成课堂教学的核心价值目标。教学过程也就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生命诉求。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坚持自我批判,与学生共同体验,开展理性的评价,获得自己的生存之道,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金融的变革与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经济运行的货币化进程、宏观部门收入分配结构和储蓄份额的变化、金融活动日趋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居民收入的资本化趋势等将从根本上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又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政府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将居于中心地位,它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战略意义。这表现在:亟待创新的政府体制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硬核”,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进行政府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政府体制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交会点,因而政府改革具有双重性质。     

金融市场竞争、政府干预与僵尸企业

基于识别出的僵尸企业，探究金融市场竞争和经济上分权而治的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动机越强，当地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越高；地区金融市场竞争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成为僵尸的可能，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汲取显著削弱了金融市场竞争的有益作用，间接催生了僵尸企业。因此，打破政府、银行、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促进金融业内外开放和金融脱媒，推进僵尸企业去杠杆和分类处置等是化解僵尸企业困境的关键，而构建诸如基于包容性财富等的可持续增长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摒弃以恶化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做法，则是铲除僵尸企业形成土壤的制度保障。     

基于收支分类改革的政府财务报告

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建立了新的收入分类体系、支出功能分类体系和支出经济分类体系,对我国尚不健全的政府财务报告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明确界定政府财务报告目标,并通过增设功能支出表和绩效评价表促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完善。     

电动空调涡旋压缩机型线优化

选取我国三大经济区2001—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金融市场及其相互作用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较金融市场更为显著,但三大经济区存在差异;就全国总体而言,金融支持效率指标在是否存在政府中介的情况下均不显著,金融市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效率还很低下;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还受自身前期自主创新能力水平影响;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民间金融监管的“马歇尔困局”

在民间金融市场中,利率形成机制不畅导致高利贷盛行,融资行为具有典型的投机性和庞氏融资特征,交易合约的成立和执行具有典型的"圈层社会"特征,这些因素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国家干预以恢复市场效率。然而,现有的监管制度偏离了民间金融风险特质、高涨的民间融资需求和投资人法益保护,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致使监管失灵。只有以商事性民间金融交易行为为监管界限,合理保护适度的融资自由,建立差别化的市场准入制度,将高利贷纳入刑法制裁,完善风险监管配套制度,才能矫正双重失灵现象。     

论开放环境下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

开放式的金融环境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为避免中国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本文探讨了开放环境下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我国金融体系今后的发展重点,为主管部门提供了政策借鉴.     

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本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减亏”已有成效 ,但改革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困扰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是未能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本质。只有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才能使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实质性的突破     

我国金融改革方向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金融改革的力度,出台的各项金融政策主要针对证券市场。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而今后应继续发展这种类型的金融体系,即金融改革的目标取向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为了保证这种目标的实现,政府可以考虑采取金融约束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以适当的控制。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新探——从金融危机中“救市”需要法治化谈起

在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采取了各种宏观调控措施以"救市"。伴随此过程,一个强烈的共识逐渐清晰——宏观调控法治化是当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对中国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主要观点进行评述之基础上,厘定中国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完善中国宏观调控法基本理论的需要,也是确认、保障与规范金融危机中诸种"救市"行为的需要。宏观调控决策集权、宏观调控权力制衡、维护受控者权利、保障宏观调控理性化运行、宏观调控手段法治化当是宏观调控法治化过程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