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诗歌本质论初探

清代巴蜀著名诗人、学者李调元有论述诗词赋戏曲的理论著作四十卷。从人类发展的角度,他认为诗歌是"天地自然之乐",人情应当同于天籁;从哲学的角度,他认为万物源于气,人也"禀气成形",进而认为"忧悲喜怒,人之气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诗道性情"的观点,进而提出诗歌当抒发真情,所谓"语语从肺腑中流出"。这种诗歌本质论较前人有重大突破。     

一部厚重的杨万里研究专著——评萧东海《杨万里年谱》

<正>杨万里是南宋前期的大诗人,他一生写诗两万多首,现留存下来的有四千二百余首,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次于陆游的高产优质诗人。他的诗浅近通俗,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生动有趣,且风格多样,被人称为"诚斋体",因而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的人们称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1];"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2]。就这样,他被推为盟主,"执诗坛之牛耳"[3],使宋诗走上了"中兴"的道路。     

毛泽东品评诗歌的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品评诗歌,主张"先钻进去",然后"再爬出来",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他认为"诗有达诂",赏诗者应"以意为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赏诗过程,也是一个诗境与赏诗者心情相统一的过程,即寻觅知音的过程.     

透过诗歌解读曹植人格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因此,后世对曹植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跳过曹植诗歌来分析他的艺术人格。因此,本文就从这一视野切入。     

郝经文论断想

郝经为元代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他自觉承继孔孟及宋代理学思想又有所开拓。主张"文为道用",认为理为文之本"理在法先",三代"无虚文",务在实用,反对浮华不实之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内游于心",提倡统治者读《诗》,以便了解天下民情和百姓疾苦,明治乱存亡之理;要求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越是乱世越是要挺身而出,反对顾及个人舍天下自藏的做法。郝经这些思想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振文坛浮风之作用,对当今的文坛、学界仍大有启迪意义。     

家族与流派视域下姚景衡的发现与评价

姚景衡是姚鼐的长子,早年居里受到名儒方绩的谆谆教导;中举后在多家书院设帐授徒;步入仕途后蹭蹬坎坷,甚至因亏累而被削职下狱;晚年发愤读书,专注于学术、辞章。受其父姚鼐影响,他在学术观念上较为通达,兼容汉宋,而以宋学为归;在诗论上,主张"自得",不主门户之见。不过,他也有别出新意之处,视巫医百工之人为"学人",颇为惊世骇俗;关于《招魂》的作者,他又与姚鼐立异,表现出独立的学术个性。他的创作特色在于诗不蹈袭,能自达其意,古文悉有法度,而雄气过于其父。姚景衡作为麻溪姚氏十七世的杰出代表,在家族文学圈、文化链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作为桐城派的成员,在此派阵营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

清代诗人厉鹗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现今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将厉鹗树为浙派诗的代表人物,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厉鹗诗并非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他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表现为诗意的新奇和诗句的精整。     

姚鼐词综论

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有大量的诗文传世,却仅有八首词流传至今。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姚鼐主观上轻视词体,因此姚词的价值不能与其诗文相并肩。细究之下,姚鼐不填词的真正原因,应归咎于其"专力则精,杂学则粗"的创作思想,而非对词的轻视。姚鼐的词作也并非一无可取,而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词中的典故,体现出厚重之美;其格调上的悲凉而不衰颓,则体现出阳刚之美。     

论姚鼐的诗歌艺术

一个成功的文学艺术家,他的才能的表现往往是多方面的,姚鼐就是如此。但作为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书法都被其文名所掩,然而后人毕竟没有忘记他在诗艺上的精深造诣。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中说:“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沈曾植《海日楼题跋·惜抱轩诗集跋》说张之洞不喜姚鼐的文章而佩服他的诗歌,并表示赞同,以为“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正因为他是一代文宗,所以他的诗随着桐城文派的流传而对清代诗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本文即拟对姚鼐的古今体诗略作考察,力图揭示其诗艺的特色。     

西方美学观念的转换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论黑格尔对吕进诗学思想的影响

吕进完备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有深厚的美学基础,其中黑格尔美学对他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中国现代诗学研究中并不多见。本文拟从诗歌的视点特征、诗歌的媒介特征以及诗歌的分类标准等方面探讨黑格尔对吕进的影响,希望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整个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     

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溯源

赵执信是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学理论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他认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设格甚宽”应“各从其近”;要选拔真才,反对结成宗派。他的诗学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强调了文学艺术“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诗学理论和其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莱斯·马瑞：《冬青树》创作背景探析

国内对于莱斯·马瑞的研究不多,因此对其人其诗歌也不甚了解。莱斯·马瑞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诗人,以传统诗歌创作闻名于世。《冬青树》（TheIlexTree）是莱斯·马瑞与莱曼合作出版的首个诗歌集。该诗歌集获得了当年度（1965年）澳大利亚国内theGraceLevenPrize诗歌大奖。论文以莱斯·马瑞在悉尼大学求学为主线,探讨了《冬青树》创作的背景,揭示了莱斯·马瑞大学教育、人生经历及社会背景与《冬青树》创作之间的关系。     

浅析郁达夫散文的艺术美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位风格鲜明、富有才情的大散文家,他在小品、书简、游记、杂文、日记、自传等诸多散文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字优美,笔调清新,感情惆怅忧伤,书写了一篇篇充满人性的、诗情画意的自然。他的散文富有生命力,字里行间,人们品出了他那真挚而丰沛的情感,并深深地被他的热情和诗意所打动。     

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

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的建构密切相关,出现了早期的煤矿诗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煤矿诗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延续了此前煤矿诗歌的精神,也展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诗歌内容来看,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在诗情和诗意上,主要从现实角度深入挖掘特殊的意象和场景,以诚挚而深厚的情感再现煤矿。而从诗歌形式来看,刘玉龙尝试以跳跃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及诗歌抒情主体的多样化等层面进行探索,力求将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情绪、诗歌再现的对象融为一体,从而以诗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清代诗人边连宝著述考

边连宝为清代北方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在清代中期都独成一家。边连宝一生著述颇丰,除诗、文集外,还有诗话、诗文选本以及史部著作,今传世多为稿本、抄本。边连宝著述的搜集与整理,对研究清代北方诗学与诗论具有重要意义。     

马一浮诗学思想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不仅留下了大量哲学论著,也给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诗学理论资源。在其诗学研究中,马一浮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诗歌的本体和功用、内容和形式、创作和鉴赏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分支,马一浮的诗学研究中也体现着其学术研究一贯坚持的主仁、会通、笃行、济世等治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