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论文从学科史角度对近20年来有关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清理.重点考察:概念内涵及三者关系的阐释,学科史视野下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与进展,“再解读”研究的启示与存疑,关于这一文学史命题研究必要的限度意识.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异质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的异质性则主要表现在：一、新时期文学基本上背离了现代文学中文学为政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文学曾明显地成为为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而斗争的工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一切为了抗日；延安《讲话》以后，文艺作为“工具”的色彩就更深厚了。建国后的前17年，基本上延续了这个传统。新时期文学从“文革”的“政治工具”的绳索中挣脱了出来，不再写中心、配合中。0，而是写作家自己愿意写的东西…     

关于延安文学民族化、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延安文学在沟通新文学与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关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安作家在有意识构筑民族化文学时,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这同时也影响了延安文学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延安文学相关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反思。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王富仁在讲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把３０年代左翼文学排斥在外，这是不合理的。鲁迅的《故事新编》完成于３０年代，是左翼文学的一部分，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部全新的历史小说。它的时间观念不是纯现实性的，而是现实性与主观性...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和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由于左翼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使它往往成为文学史评价的焦点。近年来,左翼文学的被贬和“妖魔化”,是当代社会转型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映。但重写文学史不能做简单的翻案文章,我们既要看到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具体历史语境中左翼文学与政治、左翼文学的历史变迁、左翼文学内部差异性的具体分析,才可能接近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解放区文学新论

解放区文学新论李玉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至延安时代，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个文艺的新阶段来临。这股新潮流在建国后漫衍、扩张，实质上已在各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但是，长期以来，充斥于各种论著...     

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通过对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以来文学为大众的目标,而且使新文学的发展重新接续到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延安文艺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集大成,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背离或者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有很鲜明、自觉的主流倾向——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能够像左翼作家那样主宰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潮流，哪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左翼作家更大的文学成就。左翼文学的方向，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应合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诞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得以成长和壮大，其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同时代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是它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三十年代，左翼…     

精神分析学说与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

对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即使也有些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不是有些简单就是相当片面。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家。精神分析理论在二十年代被章士制、周作人等介绍到中国以后，因其对性本能的发现，强调对本能宣泄与本能压抑的…     

精神分析学说与30年代非左翼文学

对30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件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的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30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评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

中国左翼文学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文坛内外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研究者以不同的话语方式进行评说,但毫无疑问,左翼文学总是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和政治文化纠结在一起,因此在较长的时间之内,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