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理论评介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到戊戌变法(1898年)的将近四十年中,是我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国内经济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反映在我国当时思想界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既有坚持封建阶级利益和封建传统教条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又有反映买办官僚集团利益的洋务派的思想;也出现了代表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而来的早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的创立

红色的安源,是毛泽东同志、李立三同志和刘奇少同志亲手开辟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就创建在这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建党初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会后,党立即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出席党的“一大”以后,回到湖南担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安源煤矿,位于湘两省边界,开办于一八九八年,是旧中国官僚买办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上海——劳动人民的乐园——从治安方面看上海社会面貌的变化

上海,祖国的咽喉,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党的诞生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哨。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写下了光辉的历史。但是,这个东方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也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和掠夺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基地。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上海沦为黑暗、罪恶的都市,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发动了最无耻的掠夺战争——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上海开商埠,设租界,从此它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了。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投机家、冒险家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阴谋家,都拥到上海来碰碰他们最后的运气。反动政客、军阀官僚、封建地主、洋奴买办、暴发户,搜括了大量民脂民膏,到上海来寻欢作乐。汉奸、特务和间谍分子,在这里追踪着革命志士的足迹。流氓恶霸、反动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

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在买办云集的上海此种影响尤为显著,首先是,买办将钱庄纳入近代商业、工矿、交通企业中,为钱庄开拓了广阔的金融市场;其次是,大量买办投资于钱庄,或是钱庄成员侧身买办行列,使钱庄的组织成分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最后是,买办的加入钱庄行列,促使钱庄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买办”溯源

“买办”一词在史书中始见于明代。据《明史》卷八十二记载,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于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明史》七,一九九○页)这里的“买办”是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后来,凡官府或豪富之家从事采购的人员,都称之为“买办”。例如,明万历年间刊行的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中就有多处提到“买办”:“这来兴儿本姓因,在甘州生养的,西门庆父亲西门达,往甘州贩绒去,带了来家使唤,就改名叫做甘来兴儿。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门庆常叫他在家中买办食用,撰钱。近日因与来旺媳妇宋氏勾搭,把买办夺了,却教来旺儿管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     

盛宣怀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它深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而作为这次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則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及其所引起的广大人民的保路运动。盛宜怀是当时清政府制定并貫彻铁路国有政策的邮傳大臣,在势如燎原的保路运动中,他自然要受到万人唾駡。作为清末买办官僚头子,他扮演了促进革命爆发的一个主要反动角色,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僚資产阶級的一个典型代表,是帝国主义势力和清朝反动政权相結合的化身之一。他和袁世凱都是李鴻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凱主要在軍事上、政治上繼承了李鴻章的反动衣鉢,盛     

蒋介石割让外蒙内幕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一行到达莫斯科。当天晚上,中苏双方开始第一次秘密会谈。当斯大林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宋子文主动迎了上去,与斯大林热烈地握手。斯大林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说道:“看,我们正在恭候你们,这次我们要很好地谈一谈,我希望你们在这儿过得愉快。”此时,宋子文沉重的心情,略有松驰。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

盛宣怀 ( 184 4 - 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 ,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 ,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 ,看似无识 ,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所作书评中说 :写人物传是难事 ,“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 ,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 ,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     

运用毛主席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来研究我国的社会分配问题

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辉煌范例。本文拟根据毛主席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原理,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分配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解放前我国的社会分配过程,是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等一小撮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解放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我国的社会分配问题,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反映着人民内部的矛盾,党和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正是紧紧的掌握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制订和贯彻了正确的政策,使这些矛盾获得了比较顺利的解决。这些矛盾的表现和正确加以处理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过渡时期社会分配问题的矛盾,首先突出的表现在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矛     

近代中国买办资本的发展和买办阶级的形成

买办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它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行侵略的工具。外国侵略者可以利用买办制度,培养买办阶级,通过这个阶级,首先从经济上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接着进一步控制落后国家的政治,从而把落后国家变成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的买办一词原是清代广东十三行(公行通称) 对外贸易的一种职员的名称。据《上海闲话》所载:“西人之来中国,首至之地点为广东。彼时外人只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陆地。(间有登陆居住者则以澳门为安插地,在明时即然。)而贸易往来,则全由十三行为之居间介绍。遇一洋船来,十三行必着一人前往该船看货样,议定价格,然后偕同官厅派员开仓起货,及货已售罄,洋人购土货回国,亦由此人居间购进,而此一人者当时即名之为买办。意义上若谓代外人买办物件者然。”     

20世纪前期买办阶层职业收入分析——以行业为视角

20世纪前期,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达到成熟和完善.买办的职业收入主要由薪金和佣金构成,还有一部分被外商默许的暗中收入.佣金是多数买办的主要收入,是买办经纪人身份的体现;到了20世纪,买办的佣金制度达到普遍而完善.薪金是买办与外商雇佣关系的一种象征.买办收入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来源不一,且差距较大.依据买办制度的性质进行归并,大致可以分为洋行、银行和公司买办.他们依据本行业的特色对买办报酬制度进行了各种改造.     

丁日初认为上层资本家不都是民主革命绊脚石

丁日初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几年,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年,资本家阶级在上海开始形成,其中一小部份人成为这个阶级的上层。这个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有的人,如祝大椿和朱葆三,原是民族资本家,后兼任买办;朱志尧、虞洽卿、王一亭则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仍不放弃买办职务。但经营独立的企业,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是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     

地下运输线

《煤海怒涛》是华丰煤矿矿工和山东大学、曲阜师院师生共同编写的华丰煤矿史话,这里选载的是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一部分。     

宋子文与抗战胜利后的海南岛——据美国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庋藏宋子文档案考索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了全部宋子文档案,其中第29个文件箱保存1947年至1949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的档案。档案显示宋子文任职期间在海南岛的工作主要有:首先是拟定海南岛经济发展计划,其次是实地调查,第三是善后物资的管理,第四是决定社会发展安排,第五是批示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和恢复工作,第六是筹备和建设海南大学,第七是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所有这些,从政治视角看,是宋子文对海南岛建设的贡献;从文献角度看,是研究海南历史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宁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资本是工人的血汗凝成的——汕头开明电灯公司资本家剥削史

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高家产业高伯昂是解放前的汕头市开明电灯公司的經理,他出生在广东澄海县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大老板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高滿和,原是澄海一个摆摊子的小販。后来,他凭着欺詐剝削劳动人民发横財起了家,开了許多行栈,有几十万家財,在家乡侵占了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