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关于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的分析研究

社区矫正在调动社会积极性、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悔过自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不完善,制约了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本文以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S省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司法现状提出了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中日两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制度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界定及组织架构三个层面分析中日两国社区矫正的异同,研究历史演变背后的法律政策要素、刑罚执行与社会保护的关系,界定涵盖的射程范围、组织构架的功能与效果,以及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提出建立和推动中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上移和简化现有组织架构,扩大社区矫正的射程范围,有效减低司法行政成本,为民间参与社区矫正预留空间等对策建议与思考.     

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迈向“社会智理”——以社区矫正领域为例

基于社区矫正力量不足、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不够、技术(方法)不够先进等问题和需求,使大数据应用于司法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必要。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可以提升司法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和工作效率。但是,大数据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程度仍然较低,以社区矫正为例,主要表现为司法大数据不够“大”、不够“全”、不够“准”等问题。大数据可以应用于社区矫正的全过程：在初入矫正阶段,通过采集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状态监测数据,搭建社区矫正大数据平台,做好监测和犯罪预防;通过构建社区矫正案例库和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开展循证矫正;研究基于社会状态监测大数据的矫正方案,利用算法实现社会帮扶智能推荐。大数据通过“智慧矫正”和“智慧治理”,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科学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促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同时,在庞大群体、海量数据和个别化的帮扶和矫正方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提升了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帮教协会走进社区矫正对象家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管理、帮扶、监督等工作,提高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使他们尽快适应社会、奉献社会,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针对每个矫正对象都建立了帮教协会。帮教协会由以下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官(司法所、检察院人员)、居(村)司法行政协理员、社会工作者、矫正志愿者、矫正顾问员、居(村)"两委"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机制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痼疾”,其犯罪行为是不良心理的外化体现。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重要手段的心理干预对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大量研究表明,在社区环境中,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正通常建立在主观的信念和零散的经验之上,由于缺少矫正效果的相应证据,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有鉴于此,文章通过Meta分析产生的系统评价结论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证据,并希望通过完善社区矫正法制建设,构建科学的心理评估与精准矫正机制、持续性干预的经费激励机制、多方社会力量协同的参与机制等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制,将研究证据广泛应用和推广至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的科学性。     

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实施手法与途径探索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预防和促使罪犯重返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已经被许多国家广为采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既是行刑社会化的体现,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要求.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是矫正对象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实现的重要保证.如何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能够有效实现,笔者认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过程必须始终坚守社会化手法参与其中,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途径主要针对矫正对象适应能力提升与自我功能完善,以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修复和改善.     

北京市X区女犯社区矫正工作调查分析--以性别为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市X区社区矫正女犯的基本情况和工作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女犯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等。建议在女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和视角,建立专门的谈话室,加强对女性矫正对象的分类帮扶和培训,吸收社会资源参与女犯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在女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     

论我国社区矫正体系的合理化运行

社区矫正制度和工作主要围绕着社区矫正主体、对象和客体落实展开,在认清我国社区矫正现实存在的不足,明确主客体、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之后,提出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合理化运行的构想,即在专门机构、专业人员的引导下,建立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机制,主要通过心理矫治的方式开展对罪犯的矫正。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及其与精神健康的关系——基于上海市J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方面显著弱于同龄常态青少年群体;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中,社会支持利用度是直接影响社区矫正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同时它还是客观社会支持和主观社会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状况的中介变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若干完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体系及提升其精神健康状况的政策和服务建议.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推行社区矫正制度可以增强服刑人员的自律意识,减少重新犯罪,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等重要的意义.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社区矫正还存在明显的缺失.应通过更新刑罚观念,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机构,明确适用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和条件,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层次管理,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鉴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随着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全面推广,其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社区矫正立法为核心,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立足社区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个人负责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的矫正工作服务供给机制.     

浅析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入

自2003年7月起,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试行在社区中改造罪犯,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使其重新顺利回归社会。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实施单位单一(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等等,使得社区矫正只能是对矫正对象进行惩罚,无法满足矫正对象的就业、心理和重新回归社会等基本需要,其质量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文尝试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分析社区矫正,以期对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以使矫正对象能够更好更快地重新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与完善机制研究——以社区矫正主体为视角

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受阻于体制转型迟缓且前景不明.与传统体制相比,贴近基层法律服务的司法行政部门更易树立以人为本的矫正观;以假释人员为主的矫正对象结构决定了司法行政部门接手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持续扩大社区处遇对象更须充分利用其管理优势.因此社区矫正主体应以司法行政机构为主导,形成公安、检察、法院联动体制;该体制还须尽量吸纳社会力量,最终以"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购买模式完成对特殊类群的观护及督导.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教育制度之完善

对失足少年的矫正教育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庭教育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矫正、危害行为认知教育、法律释明及心理矫正等内容.原有的法庭教育模式将法庭教育局限于判后教育,这不能实现法庭教育的应有成效,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法庭教育内容及教育流程的科学配置,实现“全程法庭教育”,方能实现良好的教育矫正效果.     

社会工作介入酒驾行为社区矫正：实践逻辑与反思——来自N市M区的经验证据

社区矫正制度无疑有助于预防和降低再犯罪的可能,以促其矫正对象能够有序地“回归社会”。本文以矫正社会工作为视角,以酒驾服刑人员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展开定性研究分析。研究发现：（1）酒驾行为社区矫正实践在社会效益、矫正对象效益等方面有成效;（2）社会工作介入酒驾行为社区矫正服务的实践逻辑,即：理念转变—服务介入—制度性建构;（3）社会工作介入酒驾行为社区矫正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资源性困境和专业性困境。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对其进行了反思与讨论,以优化社会工作介入酒驾行为社区矫正服务,助推矫正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稳步提升。     

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拓展

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实际效能。作为试点阶段的权益之计，目前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划定为“五种人”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选择标准不统一和发展空间狭窄的弊病。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明确社区矫正的定性以及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将开放式处遇对象、刑释人员和劳教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畴。而要实现这一拓展，取得刑事政策、刑事审判、矫正技术和社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试析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无锡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在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社区矫正在我国八年的探索成果非凡,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困境,如社区矫正运作体制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社会认可度低、资源缺乏、内容行政化等。应从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构建多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运用社会工作理念等方面来推动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性探讨

文章探讨了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实践中的适用价值,认为该理论作为社会系统论的分支,为社会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思考维度,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具有实用价值,对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极具指导意义。同时文章在比较该理论与其他社会工作理论的异同后,指出该理论存在机械性、理论体系等方面尚欠严谨等局限。     

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

社区矫正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其适用规模应与现实国情相适应。在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践中,"过柔"的感化做法损伤了社区行刑的惩罚性质。在立法模式上,社区矫正宜采取"先下后上"的路径,并应引入社区矫正官制度。我国尚欠缺发达的社区模式与成熟的社区构造,故社区矫正不宜无限制地扩张适用。目前,社区矫正面临精细化与程式化的技术要求。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两种矫正方式应力求实现互动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