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河伯》与"祭不越望"辨

<河伯>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它以河伯的爱情生活为主题,描写了河伯和心爱的女神嬉水的欢乐.但就是这首诗却因为与中国传统礼制"祭不越望"原则不符,在文学史上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对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观点的分析,结合考古发现与上古礼仪制度的相关材料,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九歌>是国家祀典,其性质是屈原根据楚国国家祭典的需要而创作的一组祭歌,<河伯>一篇也是根据国家需要才产生的."祭不越望"原则,对<河伯>乃至<九歌>并不适用.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从《诗经》、《楚辞》中的祭祀诗看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

<诗经>中的祭祀诗歌反映出的祭祀先祖礼仪既顺应了天命,又契合了人伦;<楚辞>中的祭祀诗体现出"乐神"、"娱己"的原始精神,既使自然美渗入了人的精神美,也使人的精神美找到了具象的表征物.两者都使人与天地自然达到了高度和谐和统一.两相关照,先秦时期的祭祀礼仪始终关注着"敬天"与"亲人"的主题."敬天"的形式和内容可能有变化,但其最终目的是"亲人".这样形成了"以天亲人"的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     

鸟魂无言——论《红楼梦》中"鸟"意象的隐喻功能

<红楼梦>中花鸟意象蔚为大观,为作品增添了更诗意的色彩.然时贤论"花"意象多,评"鸟"意象少,尤其忽略了宝钗的地位.杜鹃意象以"悲情"、"忠贞"和"泣血"为意蕴内核,以"化作杜鹃带血归"为泪尽夭亡命运之参照,在紫鹃和黛玉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黄鹂意象以"巧舌"、"巧思"、"巧手"和"闺怨"为意蕴内核,以"隔叶黄鹂空好音"为命运之参照,在莺儿和宝钗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二者具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诗谶意味,共同呈现了曹雪芹的生命情怀与艺术匠心.     

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试论"荀学"对"秦文化"的影响

作为秦地文化的"秦文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秦地也是战国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作为战国晚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无疑与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荀子>一书思想与韩非、李斯等人以及与<吕氏春秋>、<尉缭子>、<商君书>等书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的确是先秦战国时期的集大成的思想学术流派.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轨迹探析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由<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到<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到<德法年鉴>时期的历史创造者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再到<手稿>和<形态>时期的实践主体意义上的人本思想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马克思科学的实践观点的确立.正是在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马克思才彻底抛弃了唯心史观,建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眼中的人才由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科学的"以人为本"思想得以最终确立.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中国戏曲元素的创造性接受——论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的"间离效果"

20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出发点是建立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叙事剧,"闻离效果"是其叙事剧理论的重要构成,而中国戏曲在"间离效果"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四川好人>为例,分析了其中的中国戏曲元素以及间离效果的形成.并指出:布莱希特正是在创造性地接受中国戏曲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戏剧体系.     

《青春之歌》接受模式的历史变迁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至今,在文学接受的历程中呈现出论争、改编、质疑、肯定等多种接受形态.最初关于作品的论争和作家的修改说明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艺术阐释的强力规范和压抑;新时期出现的"红色经典"的质疑与消解是人们文学阅读中"游移视点"的接受反应;而对于<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则是立足于新的文化视野和批评语境对经典文本的特殊观照.<青春之歌>在承传中进行着新的历史重建,凸显出新的文学接受美学意义.     

"长班" 释义献疑

"长班"一词,当世几部颇具影响的辞书,如<小说词语汇释>、<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近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聊斋志异辞典>等都予以收录,所释亦皆大致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服务范围、法律地位以及工作职能等三个方面.从明清时期的大量实际用例可以看出,"长班"一词的释义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四个方面:存在时期--明清时期.服务范围--官府以及个人.法律地位--隶属贱民阶层,但拥有支配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工作职能--雇佣等.从而得出如下解释:长班,亦称长随,泛指明清时期贱民阶层中为官府或个人服务并且存在雇佣关系的人员.     

《水浒后传》"海外立国"的思想意蕴

作为<水浒传>最早的续书,<水浒后传>李俊等英雄的"海外立国"是其特殊的内容,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海外立国"涉及远涉海外是忠义英雄的无奈之举、创建国家是忠义英雄对中华文化的承传、斥佛入道表现忠义英雄神归故里等几个方面,形象地表现了<水浒后传>"乱世忠义的悲歌"这一主题,以及对故国的思念、对<水浒传>英雄结局的反思,从而说明作者对明末清初严酷现实的极度失望.解析"海外立国",是把握<水浒后传>主要思想意蕴、创作者思想指归与感情倾向的关键.     

同类意象的演变和重构——《离骚》到《九章》的发展轨迹之一

同类意象的演变和重构,是从<离骚>到<九章>的重要发展轨迹之一.<离骚>中的香花芳草没有直接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化身出现,<九章>则把抒情主人公比做香花芳草.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有漫长与短暂的差异,人的生命节拍有急与缓的区别,人的追昔思往意识也或强或弱,未来意识或迷惘或恐惧.反复出现的媒介意象,在<离骚>与<九章>有种类的多寡之别,人与媒介的关系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悖反型意象群的取材由单一到多样,篇幅加大,结构形态变得灵活.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综述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浙江学刊>杂志社承办,浙江传媒学院、温州医学院协办的"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讨会,于2005年4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学术界>、<文史哲>、<天津社会科学>、<浙江学刊>等期刊社的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俞吾金、邓正来、杨国荣三位著名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万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秦毅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与会代表围绕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个案研究等专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

文人论政,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先河.自此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41年里,"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芽期.从1874-1884年的十年中,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论说800余篇,标志着"文人论政"的萌芽.2.发展期.在王韬、容闳等人的示范和鼓动下,言论救国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思潮,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进入了"文人论政"的蓬勃发展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报刊实践直接将"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高潮.3.衰退期.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报人、报纸品格低下,报纸言论退化,"文人论政"从此走进万马齐喑的衰退期.4.复兴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中,<新青年>同仁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的论说文字,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标志着"文人论政"传统的复兴.     

川端康成"中间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二战后日本的女权运动渐次展开,传统上的女性概念日趋受到人们的挑战,这些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尤其是在其<舞姬>、 <山音>、 <东京人>等"中间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个鲜活无比、个性独具的现代女性,从多个层面反映出女性群体蕴蓄的女性意识和现代父权文化的衰落,从中也透视出这种女性意识和川端个人经历与日本群体体验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先前的川端研究者形成的共识--川端是一位男权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而言,无疑是另一层面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