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坛的词曲之辨

清初词学的中兴 ,首先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 ,即肃清明代词曲二体混杂的观念 ,改变以曲为词的创作面貌。词人从词的语言风格、词韵、格律方面严辨词曲二体 ,逐步树立了正确的词体观 ,为清词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南宋前中期的词坛风尚及尊体进程

宋代是词体发展成熟期,以靖康之变为分水岭,南、北宋词创作从主题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明显不同。南渡后,金兵南侵、朝廷乐禁以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使得传统词坛创作环境发生断裂,词体在主题、功能上产生新变,词集刊刻较为丰富,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词逐渐摆脱了北宋以来的"小道"地位,明显向诗靠拢。从词体发展史来看,南宋前中期是词风嬗变以及推尊词体的重要阶段。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     

王国维与戏曲“尊体”论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不但在戏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戏曲“尊体论”的有力推动者,他借用西方之文学观点,论证戏曲为“真正之文学”,戏曲家为“专门之诗人”,并将元曲视为“一代之文学”,使之获得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他全方位研究戏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旧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通过以上角度不遗余力地推尊曲体,使得戏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乾嘉以降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

清乾嘉以降,推崇骈文者以编纂骈文选本的方式进行骈文“尊体”批评。其要旨有三：一是通过阐明骈散同源、肯定骈文特征,以达到推尊骈文文体地位的目的,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首要任务;二是通过剖析骈文弊病,对唐宋以后,骈文衰敝的症结进行反省与厘清,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重要方式;三是通过提倡“复古”与“雅正”,树立骈文创作原则与审美标准,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最终目标。此一时期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对于提高骈文地位,促进骈文创作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尊体之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尊体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个维面所形成的论说线索,从主体层面上展开了对词之体制的推尚,标示出古典词学尊体之论走过一条不断拓展、充实与深化、完善的道路,甚富于历史观照的价值与意义。     

朱彝尊与清初的访碑活动

十七世纪中叶,明清朝代更迭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文化氛围的变迁,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随之产生。以金石、考据为特色的实学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访碑"活动令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清初的著名学者朱彝尊便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对于访碑所得碑板的研究是其金石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曝书亭集》中关于访碑、读碑的文字是研究朱彝尊学术活动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读碑、考据的心得体会,如实反映了一个学者、士大夫的活动和感受。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对于新的学术方法的尝试,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观念,对于研究十七世纪文化史有着重要意义。     

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著,不仅在当代史记载、学术史撰著、旧史补作等诸多领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厚的历史资料,而且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体例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创新,对后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满族文化情结,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建国前,主要采取"隐式满族文学"的形式,对满族的尚武文化、贞节文化、风俗文化采取压抑性的抒写策略;建国后,对满族文化采取了张扬性的抒写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与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有关,反映在小说风格上,"含泪的笑"的幽默艺术和悲剧结局正是他的创伤性记忆的典型表征。     

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在对明亡进行的深刻反思中,黄宗羲更多地对王学及其后学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如他在其所创立的学案体范式中,对王畿进行了"是非两存"式的哲学史重构.从王畿到黄宗羲,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经历着从心性之学向实证之学的转变.在"合一"、"兼通"倾向中,梨洲采取的是遵师而不曲意回护、尊乡贤而不阿其短、"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立场.梨洲打破了宋代儒学之门户,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宋代儒学进行整合,对明代心学进行总结,他总结性的哲学史著述中有着可贵的问题意识:著史的客观态度,"通今致用"的学术经世取向,致力于"求真"、"贵创"、重"学脉"而创立了学案体范式.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本文试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时空意识与1980年代中国小说的形态变化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历了深刻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与既往小说迥乎不同的面貌,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空观特别是空间意识的改变。从伤痕、反思文学中人对外部空间怀有的亲和感、同一感,到先锋文学中主人公对外部空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家通过对个人独有心理空间的营造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营造这种个人独有的私密心理空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感。空间意识的变化对此一时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文学从纵向时间之轴上的前后对照到横向并置的普遍性空间的转换以及世界性、人类性、个人性主题在文学中的重新复活。先锋小说中时间意识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同一性的历史时间被个人化、感觉化、瞬间化的多重内在体验时间所解构、替代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