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与有限激进改革——基于“三方博弈模型”的分析

文化秩序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维度,文化秩序的建构、解构及其再建构是体制改革内部规则的外在表征。从博弈论的角度建构＂三方博弈＂体制模型可以作为30年文化体制改革和当代文化秩序格局的一种分析范式,从博弈力量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体制运作机制呈现外在秩序相对均衡但内在秩序失衡的基本格局。因此文化博弈力量＂均衡化＂的秩序建构应该通过有限激进改革加速重心转移——从外在走向内在、由广度走向深度。这种秩序建构的重心转移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有限激进改革有赖于挖掘重心转移的动力、转化变革阻力、寻找合理的突破口。当前秩序调整的重心转移和有限激进改革有利于启动文化体制建构的＂后阀值效应＂,克服文化冲突实现文化和谐。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康乾盛世兴衰的内在机理分析——国家与民众博弈的视角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辉煌。在国家收缩权力、保护民众利益时,两者形成合作博弈关系,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康乾盛世兴起。当国家侵害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时,两者出现非合作博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文化趋向保守,经济发展停滞,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皇权不受制约和民众权利缺失,是康乾盛世转衰的内在机理。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转换与现代性国家建构

大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挤压性实践方位,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等叠加性挑战。作为现代性国家建构的内生基础,现代性秩序建构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主题。当下社会建设的实质,在于确立生活政治对于解放政治的结构性替代,并循序发展出对权利诉求进行制度化回应的服务行政模式。为此,需要实现社会建设的双重逻辑转换。理论逻辑的动态性转换,需从同质性的假设转向异质性的体认,在认知方式、建设中轴、支配属性以及空间形态等方面重构多重转型的逻辑链;实践逻辑的引导性转换,则应以价值凝炼、主体整合、路径选择、焦点聚合和资源调配为津要,塑成主体性社会权益的保障和发展,从而推进国家的深度建构。     

公民社会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意义探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重新建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须。公民社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表现在四个层面:重构社会与国家关系,型塑现代国家;为民主的国家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和条件;确认个人的价值与公民的社会地位,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化利益保障探析

文化利益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一.保障民族文化利益,关系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少数民族在接受现代教育,享受现代文化成果等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嬗变,既要持宽容的态度,又要加强保护.国家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现代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社会建设：利益协调与有序社会

随着中国总体性社会格局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大大加剧。然而中国的社会分化并非是一种功能分化,而是一种利益分化。功能分化本身蕴含着社会整合机能,而利益分化则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现阶段,利益失衡问题已然诱发诸多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亟需进行社会建设。通过建设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并满足长远发展需求的社会结构,奠定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前提,进行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结构整合,实现以利益协调为必要条件的社会有序。     

嘉陵江流域基层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人口流动不仅考验着流入地的社会治理,也对流动人口归属地的社会治理形成了挑战.基于流动人口归属地社会管理困境的视角,以嘉陵江流域的蓬安县X镇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外出务工高潮的兴起使得嘉陵江流域的广大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巢化”倾向,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这一经济社会变迁的要求;并剖析了国家建构中的自治传统式微是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进而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尤其充分考虑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提出发展路径是重塑流域内社会自治文化,重构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重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从而解决流动人口外迁后空巢化社会的矛盾与发展困境.     

关于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建构与研究的思考

西方政治学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我们应当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从中吸取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成果,但是不应该把它当作普遍原理来定位和讲授。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摈弃西方中心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学。中国的现代政治学,应当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传统、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经验,继承和革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遗产,吸取、借鉴现代政治学说的科学成果,阐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规律和道路。     

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论儒家伦理精神与自我教育意识

社会管理除了需要从社会外部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创新与制度建设,还必须从社会内部增强社会各阶层自我教育意识,从而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外在社会制度管理与内在自我道德教育结合,才能实现社会管理长期和谐稳定的理想目标。自我教育意识的增强可以从儒家伦理精神中汲取其注重仁义、自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精华,为现代社会成员自觉贯彻执行社会管理制度提供道德保障与内在动力。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移民社会系统的影响与重建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可能会对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社会心理、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社会关系网络、收入与支出、就业与生计模式等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的转型,移民发展观和安置理念的转变,移民政策的完善,安置模式的创新,工程建设对移民社会系统的影响逐步减小,但无法完全消除。为了实现移民社会系统的恢复与重建,需要优化安置点的选择,对移民实施外援和内源干预,提供就业服务和能力再造,加强资源倾斜与整合力度、加强移民制度建设,通过上述手段的合力共同促进移民社会系统的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