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一刻

人口普查员进西南某地：“请问您家里是几口人？”“是一口人。”“十一口？”“不是十一口，而是一口人。”“二十一口？”“不是二十一口，其实一口人。”“七十一口？不会吧？”“不是七十一口，就是一口人!”“九十一口？”“对了，就是一口人。”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试论“不是……吗”反问句

一为行文方便,我们把由“不是……吗”格式构成的反问句称为“不是+p”反问句,把“不是”“吗”以外的句子主干统称为P。“不是+P”反问句从语法结构方面看有三种类型: 甲组: (1)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黑体字表示相对轻读,以下同) 乙组: (2)为什么?他不是老师?(黑体字表示相对重读,以下同) 丙组: (3)他怎么也来了他不是干部、吗甲组反问句中的“不是”是一个表反问语气的副词,在句中要轻读;句中的“P”是动词性词组或主谓词组,整个句子是由反问语气副句“不是”加上陈述句,再加上语气词“吗”构成的反问句。乙组反问句中的“不是”要重读,是由两个词构成的。其中的     

“译”或“翻译”的属性及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通过对“译”和“翻译”的含义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译”和“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一个过程；即不是“科学”是“艺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是进行翻译理论建设而不是构建“译学”或“翻译学”。     

谐音谣

研究不是“烟酒”真理不是“真礼”植树不是“植数”验收不是“宴收”典型不是“点型”汇报不是“会报”支持不是“只吃”重奖不是“重讲”反腐不是“反复”评奖不是“平奖”文凭不是“文瓶”规划不是“鬼话”严禁不是“言禁”名片不是“明骗”绿化不是“绿画”服务不是服“物”谐音谣@辛临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汉语词类之争及其文化心态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自《马氏文通》以后,汉语语法学者都把汉语的词分成九类。这九类词,究其实质,即西方语法的八类词加上实在放不进八类词中去的助词。在中国现代语法学界看来,词分九类,是世界语言的语法通则,是推演语法体系的“公理”,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英语不是有noun么?汉语的“人”、“树”、“山”难道不是“名词”么?英语不是有verb么?汉语的“吃”“看”“跑”难道不是“动词”么?英语不是有adjective么?汉语的“红”、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对"意义"与"当下语言"的再体会

“意义”和“当下语言”都不是自明的概念。“意义”不是事物和人的自然状态,“意义”在历史中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意义”往往是一种“当下语言”,将能用“当下语言”诉说的东西建构为“意义”。“当下语言”即被当下通约为可交流性的语言状态,因而对于“意义”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在当下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中,人文科学、文学、哲学、语言等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塑造时代之“道”的作用。     

“萨满”词考

中外学者对“萨满”一词的来源及词义 ,历来说法不一。如果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文献出发 ,对“萨满”一词的词源与词义进行重新考释 ,可以认为“萨满”一词不是外来语 ,而是中国古代女真语 ;其义不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 ,而是“智者     

幸福实验

美国有个研究幸福的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让受试者造句,规定以“我希望”起头,例如“我希望我象比尔·盖茨那样富有”、“我希望我是贝肯汉姆的情人”、“我希望我中百万乐透头奖”。然后,心理学家要求受试者再造三个句子,以“还好我不是”起头,例如说“还好我不是绝症患者”、“还好我不是乞丐”、“还好我老公没有暴力倾向”等等。调查结果显示:同样一批人,在完成“我希望”的造句后,心情都会变得比较差,而完成“还好我不是”造句时,心情都比较好。心理学家又给受试者讲了个故事:有一位青年家世很好,学业顺利,衣食无忧。但是他也从来不知…     

度:儒家思想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贵和尚中”的中和之“度”,在王安忆《长恨歌》之审美、人事及城市摹写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与其说《长恨歌》是写旧日上海的,倒不如说是在写一种理想的生活之“度”,但这种“度”不是淡泊,不是放弃,更不是超然,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生活艺术,守的是这踏实的每一步,攻的则是这每一步上的风景的内蕴与精髓。     

论“恻隐”与“同情”——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儒学的“恻隐”不是舍勒的“同情”:恻隐并不基于认知或“再感知”;恻隐不是“再体验”,即不是“参与”到对象的体验中;恻隐也不是“价值盲”,而是价值的源泉。恻隐即爱或爱的原初显现,而非与爱对立的“低级”情绪。恻隐是一切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本源。     

形而上学实践观的终结

传统的狭隘的形而上学实践观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 ,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实践观的歪曲 ,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各派的共同症结。实践不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不是认识世界的精神活动 ,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不是所谓“人类总体性的存在方式” ,而是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耦合”而成的“一” ,它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视野”和“立场”的本体论意义。终结形而上学实践观对于克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各派的对立及其局限性 ,建立实践与人类生存困境及其终极关怀的联系 ,弄清“交往”、“主体际性”等交往实践观的某些基本问题 ,从根本上提升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茅盾小说中的“时代女性”形象

一在茅盾的小说,特别是他的早期小说中,有一群“很惹人注意”的“特异的女子”,这就是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娴娴、梅行素和话剧《清明前后》里的黄梦英等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不是“大勇者”或“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不很勇敢、不很彻悟者”。她们虽然“不是革命分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女子。”人们之所以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主要是因为她们都是被“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以后走向不同道路的女     

试论孔子的中庸思想与社会关系协调

孔子创建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处世原则和方法,它包括“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两种思想.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调和,而是要求“适度”;中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时随事而有所变动,这就是“时中”、“通权”.中庸可适用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关系协调、治国治民等各个方面.     

风险管控意识需刺入骨髓

“风险意识”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要真正让一个人从行动中去执行“风险意识”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写过遗嘱,特别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这样的人很少。     

一本与百本的差异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文化大师陈寅恪时,曹问:“陈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有些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对话:翻译与解释——中西诠释学的文化比较

在《中国诗和中国画》中,钱钟书说过;“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批评的对象是艺术,批评也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批评存在的理由是批评会“讲话”,艺术保持“沉默”。诗人写诗,但他不解释他的诗,批评则代艺术作品说话,生发出思想的总结。某种意义上,批评就是批评家和本文关于终(?)价值(关怀)的一次次对活。当然批评需要“慧悟”而不是“穷研”,“体察”而不是“学识”,“心印”而不是“注解。“神解妙悟”,能觇人情而征人心,”“光未申之义也。”以诠释     

读书的意义

为什么要读书？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学知识、学文化。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我这儿说的书，和我们现在进行关于书的话题的书，与学知识学文化的书并不是一回事。我说的书，不是那些政治文件、技术手册，也不是那些庸俗低下的粗制滥造的“地摊书”，更不是那些被称之为“谋略”、“智慧”、“商战技能”和“厚黑学”之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