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在新四军重建军部中对党抗日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刘少奇在挽救＂皖南事变＂危局、重建新四军军部等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运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独立自主原则,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斗智斗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理论。     

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     

周恩来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卓越贡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迟滞了顽固派反共的步伐;在"皓电"发表后,及时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具体建议;皖南事变后,领导南方局积极争取国内外舆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中共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指挥失误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兵败的重要原因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表现在:北移时,选择了错误的转移路线;转移中,不仅行动迟缓,而且三路并进,导致兵力分散;战斗打响后,项英优柔寡断在前,武断决策于后,贻误了最关键的战机;被包围后,叶挺判断失误,分散突围太晚。上述失误,是新四军最终惨遭围歼,未能避免或减少其损失的重要原因。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与皖南事变

自从1938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后,皖南和江南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华中逐渐成为新四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皖南新四军必须北移以作支援。而国民党政府以中央政府的身份迭次发出命令,必欲将中共军队驱逐出华中。国共在华中,尤其是苏北的冲突日渐激烈。《中央提示案》和“皓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并未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相反加紧发展华中,并要皖南方面做好北移准备,试图以此让步缓解双方矛盾。但就在中共试图缓和国共关系之时,苏北的曹甸战斗却使双方更形紧张,也使皖南新四军直接北渡长江成为其唯一选择。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途中,皖南事变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情绪波动与最终决策

皖南事变前后，在决定如何反击顽固势力的压迫时，毛泽东有三次较大情绪波动，第一次拟发表“炸弹宣言”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二次是在皖南新四军北移时，曾提出拖延战术，第三次在皖南事变后，准备对国民党进行全面大反攻。在周恩来，刘少奇等提醒下，毛泽东冷静下来，审时度势，三次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湖湘文化与刘少奇关于新四军发展的韬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刘少奇赴华中任华中局书记、华中部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政治委员,对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和发展壮大华中军事力量卓有建树。他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和发展壮大新四军的韬略思想与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船山的战争战略指导艺术有明显的学脉相承之处。     

抗战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与皖南事变的爆发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推行援华抗日的政策。使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以避免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依靠国民党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鲜明特色。苏联为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未能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客观上鼓励了蒋介石集团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为了其对华政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共以斗争求团结政策的执行，从而使中共未能有效地阻止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行为。因此，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可避免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中江西占了六个。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二是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是打退了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四是指引新四军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对组建新四军的指导

毛泽东在指导新四军组建时,立足时局和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新四军建立、发展与斗争的方式方法,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与斗争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先后提出红军游击队就地改编建立南方战略支点与领导当地民众抗日相结合、游击队主力集中开赴前线作战与余部留守后方建设战略支点并举、新四军遵从国民政府合法性与保持自身独立性并存、争取新四军自主发展与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合法编制并重、服从国民党战区指令与坚持自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行、保持新四军的军政素质建设与八路军相一致等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为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与发展壮大,为南方广大地区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论刘少奇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 ,将党的群众观点概括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四个方面的内容 ,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倔强”的叶挺将军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无理将新四军军长叶挺扣押。蒋介石为了把叶挺将军收买过去,给在狱中的叶挺将军很高的待遇,并经常派他的手下去劝说叶挺归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将军一直不为所动。一天,叶挺的同学、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去狱中探望他,对他说:"明天委座(蒋介石)     

领导艺术的典范——刘少奇与苏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1938年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此后,在开创华中新局面的过程中,刘少奇通过巩固皖东根据地,推动八路军南下和江南新四军北上,在黄桥沉重打击了韩德勤顽固派势力,最终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巩固了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巩固过程中,刘少奇表现了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烽火中绽开的“闺私情”——母亲和她的那些新四军女战友们

每逢7月1日,我的母亲就会想起她牺牲了的妹妹。抗日战争开始后,母亲的妹妹冯玲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7月1日,冯姨不幸在泾县云岭牺牲。得知噩耗后,母亲邀丁志辉阿姨、顾莲英阿姨一起从上海奔赴安徽,经岩寺兵站转达泾县云岭,也参加了新四军。这张照片就是母亲与两位新四军女战友的合影,左起分别是:母亲、丁志辉阿姨、顾连英阿姨。     

“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决策互动——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在华中时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推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通过电报往来与毛泽东在政策上进行了频繁的互动,确定了以苏北为突击方向的战略方针,并着力部署华中、华北和江南三方力量合力开辟苏北的战略规划。毛刘二人的决策互动对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产业化与城镇化联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飞跃

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呼唤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规律决定了农业产业化必须与农村城镇化结合,同步实施,相互促进。产业化与城镇化联动,是构筑农村经济新秩序,全面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一场深刻革命,多角度展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和新见解――评《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研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概念之后,各种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说法、猜测和解读一时间成为了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的热门话题。但实事求是地讲,至今还存在着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片面的、不准确的解读。如何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进而如何把握科学发展观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更加清醒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后脱贫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伦理审视与价值重构——基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分析与优化思考

后脱贫时代选择什么产业及其发展道路承接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成果是乡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借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旅游型”或“消费型”村庄,作为“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消费功能在现实层面获得具体实践的结果,本身确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形式,但也不免落入“另类商品化”的窠臼,生成新乡村增长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劳动-休闲”异化。休闲本原化以其“劳闲对立”的解构思维进行一种“低人本”的发展设计,变相增强农民休闲工具化、商业化以获得现实物质利益的冲动,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其“诗意地栖居”。尤其是对那些缺乏足够经济实力支持而被动接受休闲的农民而言,现实的乡村产业振兴及其“美好发展”必须具体化为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即以增强农民劳动认同为核心,致力于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的融合统一,才能在解构新乡村增长主义和重塑农民“劳动-休闲”之维的过程中真正落实其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