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遗产

字伯安,余姚人,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朱熹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钱穆评价他是明代学者的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     

朱熹思想与佛教哲学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称晦翁,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他是孔孟之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学问渊博,“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之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综观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受到佛道哲学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许谦的宇宙观及其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

本文从许谦关于理与气及其关系、鬼神天地之功用与造化之迹、天理之命与气数之命的思想以及对佛老的态度等方面来论述了他的宇宙观，认为许谦的宇宙观基本上是继承、发挥和改造了朱熹的思想，但又具有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并且是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过渡的中介环节。     

《原道》“道心”说的文论内涵及其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道心",既强调了对"道"的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又涉及到"道"与"心"的联系,从其哲学观"自然之道"的基础上进而推到文学观,所"原"之"道"其实质是"原人"、"原心",从而在"道心"说基础上建立起文学为人学、文学为心学的表现说理论体系。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论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儒中,朱熹惟独对张载的为学工夫尤其是读书思想最为推崇。他对张载所提揭的“维持此心”、“去旧来新”、“平易其心”、“熟读成诵”诸义均有所继承和发展。这不仅与朱熹为学的坚苦工夫历程有关,而且与他视读书为穷理之一事的思想、为救时学之弊的卫道之心相契合。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庄子“言意道”观浅论

庄子从不同层面阐述了语言表达观念,在形而下领域包括物之粗和物之精两个层面。小言得粗,大言得精,不言悟道,乃是庄子语言表达的基本观念。至于论者以"言尽意"、"言不尽意"来概括它,便混淆了语言表达的不同层面,并不符合庄子思想的实际。"言尽意"、"言不尽意"是魏晋玄学辩论的话题,庄子涉及到言意关系,却没说过"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以此来阐释庄子,反而遮蔽了庄子的真意。在形而上领域,没有语言的位置,不言方可悟道。庄子以忘言得意,进入精神自由,开启心灵悟道之路。庄子的"言意道"观,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散文与经学关联视野中韩愈文道观的本体论内涵及意义——兼与刘勰、朱熹文道观比较

韩愈在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背景下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儒道,具有探求本体的意义。通过与刘勰、朱熹等人文道观的比较可以看出,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论述中,道与文依附于君子这个实体真正形成了本末、体用关系,道是君子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则是对这种追求的表达,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这样的文学本体观念不仅使韩愈等人散文创作获得成功,也在后世乃至当代得到延续,为我们认识和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更好地把握散文发展的古今演变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