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关系论

法律的生命是维系于社会 ,然而要使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能及时、充分地转化为现实之中的“法律”是不可能脱离国家这一中介的。只有国家扮演好自身与社会内在要求相适应的角色 ,才能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现实中的“法律”能适时、有效地变革与发展 ,并助推社会变迁 ,形成两者良性互动。所以 ,对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间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的内在特征能有较为清晰地把握至关重要。     

辽代儒士传统品格探讨——兼论道统与政统的斗争

儒家知识分子即儒士之群体不断给历史面貌以重大影响。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中,除大量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科技等“产品“外,还有理想、信仰、抱负及为此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从而显示他们的传统之品德、人格。本文拟以辽代儒士群体为例,试图探讨该课题。这既是辽史、契丹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又是伦理学中不应回避的内容。一、弘道是儒士的基本责任孔子提出:“士志于道”。道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涵义宽深。一些学术流派作过多种诠释,本文是按宋代理学家陈淳的主张:“道,犹路也”,“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也可以说成儒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继孔子之后,该学派许多著名人物常论及士与道的关系。孟子的说法较形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个宗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     

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法律分析——兼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对策

"金属货币本位制度"破产之后,世界各国均确立了"信用货币本位制度",主权信用货币主要体现为国家信用。在实施本国货币国际化战略时,应从法律层面上构建主权货币国际化的经营权与监管权。就我国而言,人民币现金国际化不应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应将重点放在人民币财产国际化上,同时应完善人民币跨境流通统计监测制度,并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人民币业务经营机构,构建便捷高效的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将人民币国际流通最大限度地纳入正规金融渠道。     

法律国际化与中国法制变革——兼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为了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日趋紧密的需要，法律国际化构成了一国法律体系架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法律的国际化既非形成统一化的世界法律，亦非纯粹的外来法律移植，相反，它乃是一国基于本土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主理性选择。     

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之检讨——走出我国传统犯罪论的迷思

盗窃罪的客观构成无需以秘密窃取为充分必要条件,有时它在客观上可以表现为公开的窃取行为.如果要求盗窃罪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秘密窃取的话,那么就会给法律适用带来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不符合司法实践.传统理论之所以会在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上要求"秘密窃取"而又没有发现这样定义产生的各种弊端,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应当加以反思.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

清末民初是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构成的重要时期。东北方言词汇系统是以幽燕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外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而构成的。清朝末年,随着东北地区满语的衰落,通过由使用满语到使用汉语的转化,实现了幽燕方言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满语并未消失,而是同其他东北土著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作为底层词遗留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之中。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历史上国内外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大量国内外移民的涌入,形成了东北特有的语言接触现象,使以山东方言为代表的各省方言词及外来语,迅速汇入到东北方言词汇系统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最终形成创设了重要条件。     

法律经济学评析--兼论其对我国法律改革的深远影响

法律学与经济学在始于上世纪 70年代的相互融合的运动中 ,各自以对方的经验规律与研究方法诠释自身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性和实效性 ,使法律学与经济学领域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全新的天地。本文主要依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旨在分析这一新兴学科的基本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当前研究状况 ,并以公平与效率为切入点 ,试以评析其对我国当前法治改革的重大意义。     

简论法律与道德的同异关系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也一直是人们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法律与道德属于同一系列的认识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是无庸置疑的。这种联系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第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律和道德赖以发生、发展的共同基础。马克思经常从认识     

社会团体备案制引发的法律问题——兼论非法人社团的权利能力

实践中的社会团体备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困境,疏解了结社需求与现行制度之间的张力,但是难以解决随之而来的经备案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问题。经备案的社会团体是典型的非法人社团,是介于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应该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其特定的法律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权利能力,并明确其不能拥有的权利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Abstract：

The documentation system of social associations in practice resolves the puzzle of legitimacy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o some extent,and eases the tension betwee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existing system.However,it can not deal with subsequent issues,such as legal statute and capacity of documented associations.Documented associations are typical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s and are one kind of independent entity as well.Legislations and legal practice should recognize its unique legal statute and corresponding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right capacity not endow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犯罪机会论和贫困与财产犯罪的关系

犯罪机会论认为 ,社会经济剥夺对财产犯罪有两个相互抵消的影响 :一方面 ,经济剥夺造成社会紧张和社会混乱 ,从而可能鼓励人们犯罪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剥夺减少了某一地区值得人们为其犯罪的目标而减少了财产犯罪的机会。本项研究考察了美国两个大城市 (奥斯汀和西雅图 )中经济剥夺与盗窃案发案率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来源于犯罪机会论的机会饱和假说———这一假说认为 ,经济剥夺的程度与财产犯罪之间存在曲线关系 :在不太贫困的地方 ,经济剥夺的正效应较强 ;而在高度贫困的地方 ,这种效应较弱。经济剥夺与街头犯罪的关系是犯罪…     

潮汕新儒家政治法律思想述评——兼论儒家思想向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转换

中国的现代化使人们进一步要求中国的思想现代化.作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自然而然就成为思想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大陆现代新儒家一支重要流派的潮汕新儒家在这场思想现代化运动中致力于将儒家思想向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转换,初步形成了以"良心"为突破口、以"仁"为核心的新仁学人权宪政理论体系.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大力的肯定,他们的勇气值得我们真诚的钦佩!     

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

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面临着科学上的争议性、政策上的复杂性、欧美立法上的严重对立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国际协定的不一致性等重重矛盾。由于欧美转基因食品立法差异以及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法律规制的滞后,加之美国积极转嫁剩余转基因食品,争夺海外市场,试图影响受援国国内转基因食品立法,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和矛盾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受援国,应平衡食物权、环境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关系,积极改革现有食品援助体制,促使未来立法朝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论章太炎的法治观和共和观——兼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律观的成型

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潮流中,章太炎力倡法治与共和,主张扬法抑儒,力倡法治、伸民权,同时力拒时贤普遍认同的以＂代议制＂为表征的西方式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应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创设一个有别于西方诸国的＂第三种＂共和政体。章太炎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型的思考过程和法治理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和成功起到了思想先锋的作用。     

论爱与自由——兼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

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那么,什么是爱?在对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爱就是不从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由各种优越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在存在论则意味着,爱就是守于自由存在而让他者自由存在。因此,真爱他人如真爱自己一样,就在于维护、尊重、扶持一个人之为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这种真爱不同于亲情,它可以泛施于人人而无差等,是为普世之爱;亲情则仅限于亲人之间而浓淡有别,是为亲亲私情。不违普世之爱的亲情,才是健康合理的;违背真爱的亲情必将腐蚀一切普遍正义而成为社会的瓦解器。     

大同世界与世界主义——兼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

当今的"世界主义"要置于历史纵深与多元文化的视野当中来加以审视,有一种预设的观念认为,世界主义是当代的,又是西方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主义既有古代的渊源,又有东方的对应。儒家著名的"大同思想"就是如此,它在《礼记·礼运》当中得以集中表述,但对于大同思想的阐释却忽视了原本所论的"人情"的内在支撑,"人情乃圣王之田"就是其中的基本观念。实际上,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提供了一种同样具有普遍性的世界主义东方版本,而这种返本开新的思想版本既是植根本土的,也可以翻身为世界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实行"仁政之治",对外实施"王道之治",仁政就不是"苛政",王道就不是"霸道",这才是具有中国性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内核所在。如此一来,民族主义的中国温和型态,就可以警惕内部独裁的"大一统"观念与实施,外部则反对那种"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与践行。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联的建构中,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乃是儒家的"等差爱"为准则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爱"为标准,更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那种看似平等等爱、实则差之远矣的国际地缘政治体系。     

论法的品质——兼谈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法律何以获得良好品质,并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通过研究西方社会宗教、道德和法律的历史和关系,我们发现,是宗教和道德赋予了法律的精神品质,这就是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博爱;法律与宗教、道德的精神是一致的。而我国过去的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并不一致,因此,要实行法治,必须使法律具有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博爱的精神品质,并使法律与道德精神相一致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及其三重控制——兼论程序的价值

法教义学视阈下的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思维。它是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解释与体系化工作,以实现更多具体细节上的正义之规范性思维模式。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乃是由法教义学的解释与体系化工作、严格的形式理性逻辑推理共同正面塑造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是由既存实体法规范、形式理性逻辑推理规则、既存程序法规范的三重控制反面规限而成。这种三重控制观将内部构造清晰,又深具稳定性、安全性、实践性的法教义学理论推介于世人,也展现了法教义学积极接受外部检阅的开放、昂扬姿态,为法教义学理论体系趋于完美,也为这种理论引导与支持法治实践选定了一个论说的方案或视角,因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