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原始佛教法是由佛陀所制定并且为世俗法所承认的,原始佛教规范具备法律要素,既有内部立法权,也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是“未完备世界”的法律,而中国佛教法的效力渊源来自于两部分,一是佛教内部立法权的确立,此为佛教法立法权的继承,主要是“适宜”规则的运用。二是世俗政权的承认。     

“生活禅”中的生态环保思想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活禅”的提出者分析了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佛教理论和世俗道德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策。从佛教理论方面,“生活禅”以缘起论、因果论和戒律论为基础,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佛教生态环保理论体系。从世俗道德方面,“生活禅”提出了包含良心、感恩、包容等道德规范在内的道德环保观。     

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

《莲社高贤传》所载陶渊明与高僧慧远法师等人结莲社一事虽与事实不符，但从中仍可反映出渊明对佛教态度的“通性之真实”。他不赞成放弃世俗生活的乐趣入山念佛坐禅，但并不排斥佛教的许多精义。他追求生活与心灵的自由自在，与后来的禅宗宗旨颇切合。由此观之，他的思想境界比慧远法师等人要高明得多。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读《洛阳伽蓝记》论佛教与世俗的交互影响

《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与世俗有着特殊的相互嵌入关系:一方面佛教教义充实了世俗观念,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功德思想使得后世大兴寺庙求取无量功德。此外,在世俗建筑吸纳佛教建筑风格的同时,佛教建筑也融入世俗文化中的多种元素,丰富了佛教建筑的表象内容。     

论"来世"的民间叙事——以吴歌为例

“来世”观念,出自于佛教的“转生”之说。民间在接受过程中,却对佛教义理作了加工取舍,表现为共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在叙事上则体现为满足各色人等虚构未来的理想图景。草根民间对来世的述唱,乃是世俗欲求之失落、人生痛苦之无奈的“回光返照”。     

新时期文学中佛教发生的深层原因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融合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且不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作品深深浸润着佛教色彩,就是在高树反帝反封建旗帜的现代作家中,对佛学大有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当代文学的前30年,佛教与文学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发生了断裂;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佛教却又再次走进了文学。这里,有对寺庙佛堂的传神描绘,有对僧尼生活的世俗观照。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佛教与文学的表层交融的话,那么,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的佛家领悟则表现出文学对佛教的深层追求:柯云路对人体功能的神秘现象的探究,史铁生小说的因世俗的苦痛而升华了的对生命意义的超越,贾平凹对“应无所住”的“平常心”的体悟……这些都是佛教的精髓。     

夏丐尊的佛教思想与散文创作

来自“旧营垒”的夏丐尊一方面吸取了异域文化,获得了恢弘的眼光;另一方面,以佛教作为自己思想的信仰,而且佛学“兴味”与日俱增。但佛教思想并未泯灭他忧国忧民之念,于是“出世”与“人世”都影响了他散文的创作,并使之形成丁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实事求是,开拓宗教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佛教在中国已经成为大众宗教,覆盖面非常宽。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曾经跟随着父辈拜过佛。在南方的农村,儒、道、佛三教处于混杂交错的状态。民众是见神就拜,渴望着神明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我们今天研究佛学,固然要对佛教的发展演变作历史的描述,而更重要的是要对佛教的现实状况作实际的考察。马克思说过,“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世俗生活中当然有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白莲经》浅析

藏传佛教从十七世纪开始,在蒙古广泛传播。清朝皇帝出于使蒙古人成为顺民的需要而庇护新宗教,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的巩固。佛教开始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出现了许多寺庙和学校,开始了书籍印刷,对蒙古游牧民族来说,西藏逐渐成为普降一切精神甘露的乐土。”从此各种宗教作品译成了蒙文,它们以刊本和抄本形式流行。其中佛教世俗作品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佛教童话、传说、故事,寓言都是用来“给这些或那些劝世作品作注释的,其中有描写各位佛教圣僧的前世生活及有关佛教寺院的各种传说。”喇嘛     

批判现实与游戏人生——《西游记》的主题倾向及其佛教文化渊源辨析之二

佛教“修行”观念,不仅对《西游记》英雄史诗的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丰富了其批判现实与游戏人生母题的内涵。本文以佛教“修行”观念影响《西游记》主题倾向为研究视角,从批判现实与游戏人生两大母题入手,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揭示《西游记》世俗思想与佛教“修行”观念之间的隐秘关联.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容性特征,以及以往学者对此问题产生误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印度佛教中的龙文化

印度佛教出现“龙”的观念应源于中国龙崇拜的传播,印度人对其进行了再创造,而在再创造之前的龙形物种便是那伽.印度传统的那伽融合中国龙崇拜的思想形成了印度佛教龙的典型形象:地位始终在金翅鸟以下,具有世俗的人性,并且经受“三苦”、“四类”划分以及“五法”被迫显龙身的情况.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

老舍可说是接得上“地气”的“草根儿”作家.其原因除了老舍出身寒门以外,至少还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佛教和基督教方面的双重宗教思想介入,对于普度众生与博爱世人的精神方式,心领神会,而且有深入的践行;二是他来自京旗满洲群体,继承民族的传统,接受过浓重的民间艺术濡染.老舍又不是一般的平民作家,而是其中的杰出者.其杰出之处,首先体现在他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通俗易读,使尽了气力.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文笔坚持着通俗却不媚俗的原则.老舍还不满足于仅仅摹写出市民社会“低层次”的生存真实,他更善于以现代人文精神、人文情怀,烛照自己的书写.     

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潘小平散文论

潘小平是9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散文家之一。1992年以前,她持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作品表现出知识精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从1993年开始,她主动地转变写作立场,即由精英立场转向世俗立场,由“士大夫趣味”转向“大众趣味”,但在实际创作中,她则是通过世俗叙述表现精英立场,并在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之间营构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眼界与创作观念。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唐寅诗歌与唐宋诗传统

唐寅诗歌中有不少佳作真切地表达了他的人生体验、生活感受和高逸情怀,且以传统面貌出现,极好地继承了唐宋优秀诗歌的风神情韵,又不像前后七子一样停留于形貌的模仿.这类作品足以使他跻身于明诗名家之列.他有些抒怀寄意之作却过于浅俗、世俗乃至俚俗,为他的诗名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