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辨析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上，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及苏联指导下制定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936年12月16日以前，中共采取了罢免蒋介石的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反对蒋介石，而要利用出现的局面促进蒋介石停止内战。”钢恩来在西安对事变的处理意见“正是转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①前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与事实相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中共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电报之前就已经制定了。12月13日，当中共得知张、杨发动西安事…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本文首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 ,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关键是释放蒋介石。以此出发 ,作者提出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同时分析了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逐步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原因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宋氏兄妹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张、杨二将军和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不谋而合”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欲对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谈谈看法。众所周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曾力排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讨伐派”的重重阻难,亲赴西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姻亲,不得不为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着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民众的呼声——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发行的救亡刊物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这次重大事变是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国抗战转换的枢纽,具有重大的意义。西安事变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总形势下暴发的。事变的发生及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反转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使西北特别是陕西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跨进了新阶段。以西安地区来说,“双十二”枪声响后民众如释重负,感受到是“解放了!”西安市各民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前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态度──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1933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苏联政府得悉事变的消息后，为避免自己遭受德日攻击，也为使“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得以实现，使作出了歪曲事实真相、指责张扬的决择。大肆攻击、污蔑张杨的爱国行为，极力吹捧和赞扬蒋介石，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压迫中共出卖张杨，使事变的解决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不反映了他的民族利己主义。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前后的叶剑英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叶剑英作为中共及红军代表,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叶剑英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有关研究论文极为少见。因此,我们就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及其作用,作点初步探讨。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