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与文化理想

文本<论语>虽对孔子"忠恕"之道进行了论及,但历来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众说纷纭.全文从"忠恕"词义诠释入手,结合分析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以及提出"忠恕"之道的具体语境、针对不同对象个性特征等因素,从而认为"忠恕"之道是孔子就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成就他人两大主题的表达,具化为"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两大文化内涵,体现了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     

论先秦儒墨道人生哲学的终极理想

本文认为,先秦儒墨道学说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人类终极寄托的人生哲学,虽然这种人生理想很难证实或无法证实,但却给当代人类以深刻的启发。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论唐玄宗与佛教

唐玄宗对佛教的态度,采用了限制和利用的政策,只不过限制和利用的程度,前后期有所区别:由前期的严加限制为主,到后期的择而用之。这既可从他在位期间颁布的诏令中,也可从他礼遇佛教高僧,尤其是密教高僧体现出来。     

《列子》“道”论辨析

“道”作为《列子》一书最核心的概念,具有多重义项,但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在宇宙论层面上作为宇宙本根的义项、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义项及作为价值源头的义项.作为宇宙本根的“道”具有五种内涵,是后两种义项的基础.在认识论层面上,“道”可分为方法、规律与理论三种内涵.作为价值源头的“道”与人的自我提升过程紧密相关,衍生出道家个人修养的价值观念、修养功夫与理想境界.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至真至谐：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理想

李商隐的“无题”诗以追求至真至谐的审美境界为其审美理想。它抒发本真的情感,写出了人性深处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情感波澜及人性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它以“艺术典型”的形式对本真的情感进行审美的表现,使“无题”诗的各种审美因素有机组合,形成内在血脉贯通的和谐整体。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道盛与方以智师徒的“托孤”说

庄(子)学史上,“以儒解庄”者不乏其人,但以明末清初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的庄子“托孤”说最为奇特,他不仅“以儒解庄”,更且直接指认庄子为“尧孔真孤”,认为庄子得孔子真传,庄学是儒门嫡系,如同禅为佛教的“教外别传”,庄为“儒宗别传”.道盛此说经其弟子方以智《药地炮庄》的传播,在庄学史上留下一段公案.“托孤”说是如何提出的?在当时用意为何?道盛、方以智同时代人对此似乎均“心知肚明”,即庄子、道盛、方以智之间的全方位互托,这也是庄子之孤、遗民之孤与宗门之孤的风云际会.奇怪的是方以智身后三百年来的庄学研究者却鲜能善解,一个当时的“公开秘密”被后人搞得云里雾里,真相越辩越模糊,很有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的必要.     

论老庄社会理想的神话渊源

老庄的社会理想"小国寡民"、"至德之世"并非全然是其奇思玄想,而是有其神话渊源的。神山昆仑即是其思想源头。昆仑神话对道家天人合道、以人合天的天人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五四"文学个性化理想形成的内在规律

"五四"作家对理想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启蒙理性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是建构"五四"文学理想个性化选择内在机制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出现悖谬时,由于受到启蒙理性精神的牵制和规约,"五四"时代个性化理想的虚幻性与文本中的现实性往往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解构的矛盾体,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啮齿相合,是形成"五四"文学绚丽多姿文学景观的内在动力.     

唐玄宗的巡游诗

唐玄宗的巡游诗鲜明体现了盛唐诗歌的风骨之美。本文立足于唐玄宗的情感与思想,对其两组巡游诗进行剖析,从踌躇满志、胸怀天下两个层面论证了唐玄宗诗歌的风骨所在。     

论老子“尊道贵德”思想的政治伦理轴向

《老子》一书把"道"作为哲学、伦理学的最高范畴。道是万有的本原和内在法则,德是万有的本性和内在根据。因为准则性的东西生发于"内心",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所以"内圣外王"对于思想家永远是个难题。但是,道家通过"尊道贵德"破解了这一难题。他通过"道"—"德"的辩证关系,即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在形而上学层面为政治伦理奠定了精神哲学基础。尊道贵德的君王应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文章首先阐释"尊道"与"贵德"思想的文本根源,进而提出问题:《老子》是为谁设计的道德?探究老子写作的政治旨趣,最后分析老子"尊道贵德"思想作为政治伦理活性基元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论周敦颐的“道”

在周敦颐那里,“道”具有多重含义:既有作为本体论的“太极本无极之道”和作为宇宙生成观的“天演之道”,同时又兼有“主静”、“中正”之人道、政治伦理之治道。本文对周敦颐的“道”的内涵、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予了一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