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炎培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历史时期。因而对他的全面论述和评价难度较大,但却很有意义。有些同志认为,“南洋公学的一段学习生活就成为他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考入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这在他是第一个转折。”显然,这种观点是受黄炎培《八十年来》中这样一段话的影响:“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象我,长日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则以为,黄炎培真正的第一个转折点,严格来说,不是在1901年入南洋公学接受新文化教育之始,而是在他自觉自愿地参加了辛亥革命之时。为此,本文着重讨论他的第一个转折,即辛亥革命时期,其他两个转折:延安之行和北上拥共,将另题讨论。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研究发凡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 ,指的是产生于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 )到一九四一年间 ,描写海上洋场繁华生活的小说。上海又称“海上” ,租界又称“洋场”。研究海上洋场繁华小说对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文学都有重要意义。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角度看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研究的意义首先取决于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特大城市 ,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经济文化方面起着比北京更重要的社会作用。有种说法称 ,就中国历史来讲 ,“两千年看西安 ,五百年看北京 ,一百年看上海。”① 另一种说法称…     

关于旅游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记得是在一次旅游培训班上,一位地方旅游局的同志问我“什么叫旅游”。他是一位专门从事旅游管理的公务员,我也算是专职从事旅游研究而“舞文弄墨”的人。他的提问使我为之一怔。他的语态使我不能怀疑他的诚恳。我的迟疑也一定使他感到意外。的确,“旅游”这样一个天天挂在嘴边上平常又简单的概念,如何才能用一句简单明白的词语科学而准确地表述出来呢?自从旅游在我们华夏大地再度时兴并日益被社会各界重视以来,不少专家学者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对旅游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发生,崛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地     

中国的『犹太人』

15年前,温州的周先生还是一个穷光蛋,他形容自己是:“一套衣衫穿四季,夏当蚊帐冬当被。”他的发财缘于一次出差。 1987年,周先生有幸出差到上海,竟在福州路上拾到一条人人目睹却全然不当回事的信息。那天,在这条全国闻名的文化路上,到处都是拎着大捆文件夹、财务账册的上海人。这是咋回事?他走进文化用品商店一看,店堂里挤得水泄不通,一打听,原来是由于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原来的表格、账册按规定要全部更新。     

新时代青年黑色旅游的价值内化及责任生成

黑色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追求和价值创造过程。从整体角度看,黑色旅游价值取向的各个向度是内在统一的。对黑色景观的审美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尺度、以责任和教育作为核心价值动机等都构成黑色旅游的价值取向基本问题。推进青年黑色旅游的价值内化,有利于激活青年个人价值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青年一代灾难意识、生命意识、责任意识,有利于构建旅游服务“出圈”格局,也是多元化旅游治理体系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黑色旅游价值取向设置,青年旅游者在情感体验上经历了“情感唤起-情感回应-价值内化-情感输出”的行动逻辑,实现个体和社会层面对于“死亡”与“重生”的两极关怀,完成从“悲伤”到“认同”的情感迁移,丰富精神价值重塑的内观化生成实践。新时代青年黑色旅游责任系统搭建,要遵循“以文化人“”道术合一“”精准服务”的循环逻辑,不断理顺组织体系、配强力量体系、完善功能体系、优化运行体系,构建多元化黑色旅游治理体系,推动青年参与旅游治理同频共振。     

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

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的重要成员,1967年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后,始正式涉足洋务。丁日昌在苏抚任内,曾经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并处理收买美商“旗昌轮船”一案。他在当时敢于将洋人在上海架设的电线及福州已经商订的电线合同全部拆毁撤销。首先提出在中国建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以及开拓台湾,创办铁路、电线、矿务、垦务、茶务等近代企业。他虽未曾建树过象林则徐抵抗英国侵略和左宗棠收     

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

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早已尽人皆知的道理。但知道是一回事,实际是否照办又是一回事。三中全会以前就不去说它了,那时“左”的一套,形而上学,假马克思主义盛行。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思想上的拨乱     

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正> 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中,提出了他作《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两句话很重要,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有值得说明的必要。这两点可以分着看,也可以合着看。分着看,“通古今之变”,是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究天人之际”,是研究历史上“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合着看,是说历史上人世之间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受天意的支配和控制,这样就把这两句话算作是一回事了。看来,     

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着一条由中国雷州半岛经南洋到达印度洋西北海岸的古航线,记载着西汉使节“黄门”译长等大航海家沿着该航线遍历南洋、南亚、波斯湾与红海的动人事迹。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这条航线所经各国的译名考释不一,因而这条可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非古航线,不曾确定其全部走向。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史料记载重新进行探讨,以便更深刻地了解我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作出了何等有益的贡献。     

论发展辽宁海洋旅游——关于辽宁大旅游战略的一点思考

近几年来,辽宁省旅游事业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如何在新的支点上创造辉煌！笔者认为,那就是在海上做文章,大念“海”字经,着力发展辽宁海洋旅游。这既是一个潜力很大的旅游资源,又是一个急待开发的旅游市场。     

浪漫·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

城市尤其是上海形象在李欧梵学术视野中的凸显,映现出他复杂的文化现代性立场。《上海摩登》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李欧梵从分析老上海物质文化入手,重绘老上海文化地图;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上”现代作家加以分析,着重揭示其作品的“浪漫”“颓废”信息与“阴柔”气象,由此展现现代生活变化的本质。李欧梵意在呈现浪漫主义及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曲折之旅,从都市文化批判中描绘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性错位与冲突。     

刘士木与华侨事业和南洋研究

解放前我国认真研究南洋及华侨问题,并且卓有成绩的,刘士木先生要算是其中的第一个了。他不仅是我国南洋研究的首倡者,前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发展华侨教育,推进华侨事业的活动家。1889年,他出生于广东兴宁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那年,只身来到广州,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不久到了南洋,在苏门     

大胆与自信

著名作家大仲马接到一个青年的信,这个青年在信中建议他和大仲马合作创作一部小说。大仲马早已名扬四海了,他回信道：“先生,您竞然如此大胆,想把一匹高贵的马和一头卑贱的驴子套在一辆马车上？——大仲马。”     

《文学读本》——巴人的一部文学理论力作

巴人——王任叔,在“孤岛”时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大量杂文犹如一把把锐利的匕首,刺向侵略者、汉奸和形形色色的邪恶;他的文学论文和论著,则兼有透彻说理和深入浅出的特色,因而吸引和影响了大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团结和培育新的文艺战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孤岛”时期巴人的文学论著共出了三种:《文艺短论》,一九三九年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论鲁迅的杂文》,一九四○年由上海远东书店出     

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

上海居我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濒临东海,又有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交通方便,贸易发达,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对江南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所载《海运南漕议》一文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本文仅以北洋航线上的沙船贸易对上海商业的繁荣所起的作用作一探讨。     

关于形式逻辑的修正问题

在修正旧的形式逻辑、建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逻辑科学体系这个问题上,目前公开发表的意见(或方案)已经有了好几种。我们觉得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意见,有商榷的必要。有一种意见,如刘丹岩同志认为:修正形式逻辑,就是创立辩证逻辑,也就是创立统一的逻辑。他说:“修改形式逻辑和创造辩证逻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修改了形式逻辑同时就是建立了辩证逻辑”。在修改形式逻加之外,“另外创立一个辩证逻辑”就是“把统一的逻辑割裂了”,“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时存在、和平共居”。为什么刘丹岩同志这样认为呢?原来是他认为     

再论都市旅游——兼谈上海都市旅游定位的合理性

都市旅游是都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都市的特点决定了都市旅游的特点。发展都市旅游必须与都市社会发展相协调,不能以牺牲都市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为代价,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构建都市旅游新模式。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发展旅游业定位都市旅游,顺乎了“天时”、“地利”、“人和”     

丢物不怕最怕丢心

一个人坐在轮船的甲板上看报纸。突然一阵大风,把他新买的帽子刮落大海中。他用手摸了一下头,看看正在慢慢下落的帽子,又继续看起报纸来。一个人大惑不解:“先生,你的帽子被刮入大海了！”“知道了！谢谢！”他仍然继续读报。     

近代日本对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以《华侨的研究》《华侨杂记》为中心

陈嘉庚研究大多侧重以中国、南洋以及陈嘉庚为主体的视角,甚少从日本的视角反观陈嘉庚。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服务于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战略与军事企图,并置于整个华侨研究体系中,既有客观记录的史料,也隐现歪曲事实的主观动机。日本研究记录了陈嘉庚白手起家、由盛及衰的实业之路,高度评价陈嘉庚的教育及慈善事业,但也将陈嘉庚定位为南洋的抗日巨头与政治领袖,是日本在南洋地区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日本的陈嘉庚研究反向诠释了日本抓捕陈嘉庚的原因、动机与目的,佐证了陈嘉庚在抗日历史上的巨大贡献,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评价。     

周文小说风格论

左联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的扶掖和推出, 以及 20世纪 30年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 对造就“多产作家”周文不无帮助。然而通过对周文小说世界的考察, 可发现他对左翼乃至 30年代的“群性”具有某种偏离。“非英雄主义”是其一。他的小说中找不到英雄主义, 而英雄主义在 30年代民族危亡之秋是怎样的振奋人心、炙手可热! “非优美”是其二。以绝地意象统摄小说世界, 决定了他“非优美”的艺术追求。而“非英雄主义”与“非优美”的结合不但令周文小说风格独具, 而且内在地契合了他对世界的“绝地”感受与“弱者”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