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建设制度框架建构——基于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组织的调查

依据对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资料,描述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障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和组织自身的问题;探索了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机制,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社区建设和社会领域党建的关系,并尝试建构整合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和社区建设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制度框架。     

依赖与自主：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创新实践与逻辑建构——以北京市C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北京市C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为例，探讨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以策略性自主超越结构性自主，推动对称性、共生性依赖的均衡基层社会系统建设的创新实践与逻辑建构。C组织的多元策略核心在于通过组织培育、社区增能、商业协同、科技支撑等方式与基层社会紧密相连，尤其寻求与国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政府权力优势主导的政社关系，成为政府、社区、企业之间的中介，并联合三者形成合作制衡态势。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均衡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理想模型是建立党的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协调政府相关部门给予行政支持，依托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专业社会组织体系和互助合作-社会经济体系，实现党领导的更广泛的居民共治。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针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问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性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     

转型社会中的社区组织建设——深圳市社区组织个案调查（一）

社区建设是由政府推动、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广泛参与的重塑社会结构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活动。其中,社区组织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因此,社区组织建设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之一。转型社会中的社区组织建设的目的到底是要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区的控制,还是要在社区层面形成法治框架内的新型“社区政治”?这是深圳大学徐道稳副教授在研究社区组织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在社区转型时期进行社区组织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徐道稳副教授针对社区组织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的现实状况、如何规范和协调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的形式和作用三个问题专门进行了个案调查和研究。《社区》杂志将从本期开始,连续三次刊发社区组织建设的个案调查报告。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寻找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之源

随着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工作全面深化，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承载政府公共事业部分职能、减缓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与社区服务压力、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道、社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     

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以新加坡独特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为制度环境而生成的。新加坡的社区形成过程、人民行动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视、新加坡的社会状况、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民主意识的增强都是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生成的重要条件。新加坡与我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通过分析借鉴新加坡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成机制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我国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扎根视角下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同时在提高社区自治能力、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如何深度融入社区,并与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展开积极互动,推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社会组织如何有效进入社区治理场域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关系嵌入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肇始阶段的前置条件,认知嵌入构成了行动基础和行动主线,结构嵌入促成了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并实现了治理模式的生产和维持,三者构成了嵌入过程的行动逻辑链条,进而丰富了嵌入概念的亚类和内涵,拓展了嵌入理论的解释边界。     

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的社会支持

社会转型的发生使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凸现出来，社区社会组织从产生起就承载着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使命。单位体制的改变等因素使得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社区，其中包括对社区内社会弱者的救助与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社会组织在帮助社区下岗人员再就业、救助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年人、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协同政府管理社区“社会弱者”事务及动员公众参与“社会弱者”的支持工作中做了积极探索。     

过程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基于参与治理的过程视角，上海P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前期针对需求发现的社校合作策略、参与中期基于优势视角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以契约及平台为基础的协同共治策略、参与后期基于过程目标和社会影响力维度的效应评估策略，为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现实启示。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与社区管理

社区组织体系众直接接触的最基层的政治实体,必然要受到政党渗透。社区组织为实现自身利益必然要以各种形式与政府打交道,同样政府要实现一系列政策目标、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更是离不开社会基层组织的协助。新加坡社区组织在基于政治中性这一大的原则前提下,政治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主要社区组织的领导成员都不是民选产生,而是由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委任或推荐。社区管理社区管理的组织者一是选区层次上的社区事务由市镇理事会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管委会成员组成。二是居民区层次上的社区事务由居委会组…     

“五型”社会组织成了社区发展的引擎

“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探索社区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基层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居民自治的一些功能性缺陷。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助推社区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义、障碍和改革措施

社区建设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和目标,一是为居民提供便利和满意的公共服务,二是让社区成为居民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社区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于社区建设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是: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双重分级管理体制、行政法规对成立社会组织设置的门槛较高、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为了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政府应当对其采取更为灵活的准入政策,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要主动帮助办理备案手续,并在组织运作、活动场地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要恰当运用经济和社会的力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基层治理新动能：社会组织协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深刻内涵再认识

党的二十大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建立,这表明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基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研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处处体现了社会组织协商的优势,但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的建构深受顶层、内部、外部的三重驱动力和支撑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再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未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社会组织在地合法性的逻辑建构与治理突围

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圈内”购买机制使得社会组织对属地政府产生较大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探讨社会组织跨区域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可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分析社会组织跨越街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过程,发现社会组织在突破“圈内”购买困局的行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在地合法性”建构逻辑。社会组织建立“在地合法性”的过程涉及作为逻辑前提的“行业合法性”的积累,作为关键环节的“购买方合法性”的建构,以及作为内在要义的“社区合法性”的达成三重逻辑进阶。具体而言,行业合法性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搭建良好的组织间合作和关系网络,购买方合法性旨在帮助社会组织建立与属地外辖区政府的信任关系并获得服务项目,社区合法性则关注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社区内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满足。社会组织通过获得3种合法性建立其在辖区外的“在地合法性”,成功实现跨区域承接购买服务和组织高质量发展。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是直面自然灾害的关键主体,其表现出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关系到灾害治理的成效,但是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答。本文通过对2013年遭受芦山地震冲击的四川雅安农村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而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