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

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谓“成心”是指作家个性。刘勰提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首倡以个性论风格,说明他对于文学特质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刘勰论创作个性,既有对其构成要素的静态分析,又倾向于动态把握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变化发展。这显然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作家的创作个性并非才、气、学、习的简单相加,而必须经过诸种因素的协调整合,才足以形成一种文学风格的特色。有见于此,刘勰乃以先天的才、气为创作个性之基础,同时强调后天的学、习的重要作用,并紧紧抓住艺术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提出“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的创作方针。至于风格论的运用,则无论在观念上,或在实际操作中,刘勰都主张把研究风格之“异”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基点。讲清这点,也有助于认识和肯定“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的价值。     

艺术个性解放与作家的责任——读《文心雕龙 体性》札记

我国杰出的古典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写道: 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这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的专论,也是研究艺术个性问题的专论。如此自觉而又如此深入地阐述文学家气质、才情、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关系,这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还是第一篇。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浅谈风格形成的原因

<正> 风格是作家、艺术家艺术上成熟的标志,是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及显示这种个性的艺术独创性在作品中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人们可以发现,有的作家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的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艰难地形成了风格,有的孜孜不倦,虽然接近风格的形成,但终在风格的大门之外。这是什么缘故呢?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学说,认为作家的气质和才能是形成风格的主要原因。刘勰对这个论点颇为重视。他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发挥了曹丕的学说,在《体性》篇中则提出了才(才力)、气(气质)、学(吸取)、习(磨炼)的学说,认为才、气、学、习是形成风格的原因。这就纠正了曹丕只重先天、不重后天的偏颇。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试论刘勰对风格理论的贡献--《文心雕龙·体性》札记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前人风格理论有两个发展,一是对风格理论的形成,通过才、气、学、习四方面,作出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论述;二是首次提出了风格的分类理论,对于风格的整体把握以及提倡风格的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论黄庭坚的“典故程式”

黄庭坚用典之繁富为人所共知,而其用典的体系化及程式化则罕有论之者,但这却是黄诗创作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典故程式”作为黄庭坚用典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诗人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而成的片语,它们常常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如“三字尾”)反复使用,并常常结合了诗人对典故的独特甚至生硬的理解与运用(“错本旨”)。这既是山谷“点铁成金”的大匠钳锤,也是构建“瘦硬生新”风格的突出技艺。与此相关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山谷句法”及江西诗派的诗学内涵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风格问题

本文综论刘勰的风格学理论。第一部分据《定势》篇分析文学风格受文体制约的几个问题,解释“并总群势”、“总一之势”、“循体成势”、“失体成怪”、“参体”等概念和命题的含意,并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据《体性》篇分析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系,研究刘勰对“八体”的态度;第三部分据《风骨》篇探讨刘勰理想中的文风以及一代文风对风格取向的影响,指出刘勰重视研究风格问题主要是为纠正时弊服务的。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走出“性别”美学的误区

本文针对西方女性主义倡导的女性写作的“差异论”,重点探讨性别与创作的关系,指出：男女性创作不存在所谓的“固有的”差异;男女性别与文本美学特征间不存在同构关系;片面坚持女性写作的差异,实质上压抑了女性作家内部所存在的差异性。文章从而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误区。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     

“气”之溯源及美学概念流变

“气”之概念起源于春秋战国 ,在其流变过程中 ,孟子、荀子、王充等自成一说 ,但都属于哲学理念 ,直到曹丕创立“文气说” ,“气”才凝定为美学术语 ;“气”从哲学上的论人到涵盖作家的个性气质及文学的特点 ,充分说明了以“气”探求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具有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