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导火索并推动其恶性化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阻碍事件有效解决的绊脚石。当前,汹涌的民意表达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迅捷多变复杂的网络对政府引导与管控提出了多方挑战。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战。最后,从战略认识、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完善官员问责制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媒体策略

新媒体的发展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演变,但也为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党和政府应适应媒体环境的变化,客观认识新媒体的作用,以互联网思维为引领,主动出击,在事件的潜伏期、初发期、爆发期和衰退期,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通过平等、开放的信息互动交流,疏导公众情绪、缓释社会压力,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应对。     

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讨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理念,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诱因、类型,全面梳理与探讨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流程,反思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提出群体性事件应对需实现"四大转变"并构建良性运行机制,旨在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网络环境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策略分析

网络的广泛应用在给大学生学习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为高校群体事件的防控带来了挑战。网络环境学生群体性事件呈现突发性强、局部放大效应明显、网上网下联动、不可预见性强等特征。高校应从占领阵地、建立体系、构筑平台和提高网络道德和法制观念等四方面进行防控和应对。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宁波PX事件对地方政府应对相关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2012年宁波部分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时隔两年后的2014年4月广东茂名再次因市民反对PX项目导致群体性事件。本文指出宁波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深刻反思政府具体处置的方式方法,得出PX事件的启示,并就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今后上PX项目提出建议。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科学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深入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广东潮州、增城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应对策略

2011年6月6日晚,潮州市发生一宗因外省民工欠薪讨款引发的聚集事件。6月11日晚,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一起民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民众聚众滋事事件。这两起群体性事件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当务之急是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服务需求,切实进行整改,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社会工作介入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大数据视角

预防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难题。利用大数据,改进传统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的方法来应对邻避效应,帮助社区居民缓解对环境污染的抗争情绪,建立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与路径。社会工作扎根于社区,搭建社区线下数据平台和网络线上数据平台,收集、分析、预判社区居民对环境污染事件的态度、行为反应,挖掘社区舆情信息,捕捉居民心理状态,为服务对象开展点对点的情绪疏导、困难帮扶、社区反馈、微治理、网络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制定精准关顾策略,达到预防目标。     

试析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包括法律制度、组织机构、情报信息系统及预警系统等要素。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传统的政府单一管治模式在防治高频率、多地域、社区性、诉求合理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显得难以见效。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政府将经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评估、利益协调、情绪疏导、行为矫正、社区关系调制等服务,交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并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形成一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府提供、社会工作组织生产、民众消费＂多元服务方式。传统购买模式的有效性,关键是以＂环境经济项目＂为顶点,政府、社会工作组织为两大治理主体,以购买、考核为两大核心要素,构筑＂政府、社会工作组织、公众、传媒＂四位一体、相互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防治--基于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的视角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并对公共秩序、公私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产生了巨大危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遵循着典型邻避情结及情绪感染的个体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心理动员方式。构筑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嵌入参与的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邻避心理压力、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即在公民环境抗争中将“身体的感受性”这种基于身体或心理焦虑的主观判断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让社会工作组织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充当消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支撑力量,并确保在公共决策前开放民意沟通渠道,构建保障社会工作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分析

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衍生物和反应物,不满与怨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和情感的基调,在对待具有某类特征事件时具有被泛化的情感记忆。情感是社会的多棱角,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就是由特定的刺激类型被还原为不公、腐败等原型后所激活的各种思维、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及时疏导不满情绪,引导良性的社会情感认知。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