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燕歌行》的点校

《燕歌行》十五句,根据中国诗歌骈偶化的传统,内在的意义联系,曲词特征及其他佐证,此诗应为前九句每三句一解,后六句每两句一解。如此,才对称而合文理,合于作者创作的思维逻辑。     

曹丕“文气说”文学史意义的历史透视

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的提出,既是对建安之前文人以"气"阐释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前代文人对"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对建安时代文人文学创作风习和评论文学风习中"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概括。它不仅表明了曹丕在建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并且还蕴含着他对以前文学观念承继基础上的创新,开启了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来评价文学的新风尚,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论曹丕文“气”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内涵既具有物质性 ,又具有精神性。曹丕引入哲学中“气”的精神性内涵论说诗文 ,其“文以气为主”的主张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主张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曹丕文气的基本内涵是 :文章的创作要以表现作者富有个性的思想情感为主 ,体现主体性。     

曹丕揄扬文章之重要的原因探究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表明了曹丕本人对著书立说的弘扬,又彰显了以曹丕为代表的汉魏文人的文学自觉。缘何此一心声发于汉魏曹丕,则与汉末时势与曹丕个性密不可分。战乱与身世使其不举立德,个性与才情使之不尚事功、亲近文学,而瘟疫肆虐、性命堪虞的现状又激发了他浓重的生命意识与迫切的扬名愿望。明乎此,则不但曹丕揄扬文章之重要的原因会迎刃而解,而且对于汉末魏晋的社会背景,文人士子的创作心态亦可作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     

从曹丕对曹植的优待再审其兄弟关系

学术界对曹丕与曹植的关系误解甚深,进而导致对两人作品的误读。实际上,曹丕诛杀丁仪,主要是因其陷害忠良,又恐其为祸将来,并不是要翦除曹植党羽。黄初以后,曹丕未迫害曹植,反而屡次赦免其罪责,对其封赏优厚。争立太子事件历时短暂且曹植表现淡漠,并未主动参与,事件亦未造成兄弟关系的隔阂。而曹丕、曹植两人的文学作品也反映出其兄弟间相处融洽,关系较为稳定。重新审视两人关系,是正确解读其作品的必要准备工作。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从陈寿与傅玄的评语透视曹魏的政治与思想——以魏文帝曹丕为中心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魏文帝曹丕“不够旷大”,而傅玄在他对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有“魏文慕通达”的评价.二者对曹丕性格的评价,从字面上看,似乎颇有冲突.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曹丕本人及其政权、执政思想的正确判断.而鉴于曹丕一朝在曹魏政权中的重要位置,深入分析陈寿与傅玄评语的内在意蕴,将有助于我们对曹魏政治与思想演变的正确理解.     

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

《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代表了曹丕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是曹丕文学观的理论表述。这种观念是儒家功利文学观的继承 ,但有所发展 ,其意义能引导人们给文学以更多的重视。同时曹丕还认为人生不朽的最佳途径是著书留名。曹丕著书留名的思想 ,从创作动机上激发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热情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论两汉宇宙生成思想与王弼本体思想的差别

以"本"与"末"之间关系的比较作为基本的理论进路,王弼自觉地展开了对世界普遍性根据的探讨。这种辨析"本"与"末"关系的研究方法也被诸多学者视作王弼哲学思想的特质所在,并进而将王弼的思想定性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对王弼思想本体论特性的评价往往被学者放在与两汉思想宇宙生成论的比较当中进行,汤用彤先生便认为玄学实现了由两汉宇宙生成论向魏晋的本体论的转变,王弼的贵无之学则是典型。那么在普遍性视域之下,王弼的本体思想与两汉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之间又有何差别呢?     

胡适早期诗文创作论

胡适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胡适的文学理论的得失和新诗集《尝试集》上。然而胡适的诸多思想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萌芽。因此 ,研究胡适的早期诗文很有必要。胡适在上海期间所做诗歌基调多悲愁沉痛 ,初到美国后的部分思乡诗也有悲愁 ,但胸怀已渐宽广 ,终于以乐观代替了悲观 ;留学前的文章是受梁启超影响为“新民”而做 ,重在说教 ,故艺术性差些 ,留学期间的文章多偏重于学术 ,也有部分体现胡适思想的长篇大论 ,如《非留学篇》     

论"朦胧诗"后的诗歌走向

"朦胧诗"后至今近二十年中国诗歌总体上呈现衰微的趋势.本文拟从社会历史层面以及诗歌本体上的失误诸方面对诗歌式微的内外因加以探求,为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正常秩序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参考.     

浅谈题画诗的艺术神韵

本文从绘画与诗的历史渊源，绘画与诗书的美学思维入手，分析了题画诗与绘画的内在逻辑联系、情感联系、语言联系，深入地剖析了诗与画在艺术本质上的一致性、密切性、同一性，阐释艺术中的和谐统一性，并且在诗与画的深层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真谛。     

一代咏梅成正声——论宋代咏梅诗词创作热

宋代咏梅诗词大兴 ,形成了空前的咏梅热。宋代咏梅诗词的总量 ,是此前历代咏梅诗词总量的47.6倍。宋人热衷咏梅 ,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宋朝国势不振 ,生活于忧患中的人们从梅花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二是宋代理学的振兴和士大夫追求道德的完善 ,梅花成为比德的最高境界 ;三是宋代园林的兴盛和艺梅时尚的风行 ,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至尊之花 ;四是涌现了像林逋、苏轼、陆游这样的咏梅大家 ,对咏梅起了示范作用。宋代的咏梅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 ,而且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梅文化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人生旨趣与文学艺术的和谐统一——试论陶渊明田园模式的建构

在思想的终极意义上依存于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在人格意义上崇尚上古之人的古朴真纯,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受家族先人演变的影响,在人生实践上由仕而隐,投身于自然,实践于田园,诸多方面的巧妙融合构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模式.陶渊明以其人生田园模式的建构,为后世翻造出一块崭新的艺术天地.     

论陶渊明诗歌的人情美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其做事态度的,还是表现其为人态度的,都体现出一种令人觉得欢喜、亲切的人情美。而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委运自然的人生观、任真自得与平和实际的人格特点,则是这种人情美形成的深层原因。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论陶行知的旅游观

教育家陶行知亦为思想家 ,旅游观乃其思想精华之一。本文首论陶氏旅游观之六点要义 ;次从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三方面论其旅游观之思想基础 ;末论其旅游观之特点与意义。     

玄学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面对世事、荣利、祸福、生死得失等困扰 ,都能以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道家玄学委运任化的态度是他化解矛盾 ,达到平静的主要方法。平静的心态 ,使他体悟到了“道”的玄远 ,领悟了自然的真美 ,创造出了物我泯一的艺术境界。他的平静得力于道家玄学 ,然而又超出一般的玄学士人。